东坡词的创作成就
相对于他的诗、文创作,苏轼对词的用力较少,但苏词的成就和在词史上的影响至少和他的诗文同样巨大——也许可以说比后二者更大些。苏诗不能说超越了李、杜,苏文也不能说超越了韩、柳,而苏词在词史上的地位却可说前无古人、后启来者。
词在晚唐五代以后,逐渐由民间走向了“花间”,成了达官贵人在歌筵酒席上侑酒娱宾和“析酲解愠”的工具(晏几道《小山词》自序),欧阳修就直截了当地说他填词是为了“聊佐清欢”(《西湖念语》)。填词大多专为“应歌而作”,由于内容和娱乐的需要,词写得语娇声颤、柔婉妩媚,“男子而作闺音”成为填词的普遍倾向,一代名臣晏殊也多作“妇人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六)。大部分词作者并没有想用它来抒情言志,只是用它来“簸弄风月”(张炎《词源·赋情》)而已,因此词人真正的思想情感在词中得不到反映。这一方面形成了词风的千人一面,如晏殊、欧阳修、晏几道的词往往相混,晏、欧词也与《阳春》《花间》词难分,因为这些词并不是词人个性人格的真实表现,词作本身也就缺乏鲜明的个性特征;另一方面又使诗与词表现不同的心境、不同的人格。作家板起面孔来写诗文,卸下面具来填词曲,诗文中是以德业文章自命的伟丈夫,词中却是打情骂俏的浪荡子。只范仲淹和王安石等人才偶尔在词中露出“穷塞主”和政治家的真面目。词发展到柳永才有一些新的变化,举凡山村水驿、夕阳残照、吴都帝会、悲秋客子、幽怨佳人,无一不谱进他的乐章,但他的大部分词也是为应歌而作,主要仍为倚门卖唱的歌妓立言。在《煮海歌》一诗中痛切反映盐民生活贫苦的柳永,在词中则主要以一个风流浪子的面貌出现。等到苏轼登上词坛,词的创作才进入新的里程碑,东坡词完成了词史上的重要变革。
摆脱歌词对音乐的依赖关系,是苏轼变革词体的重要标志。他认为词是“诗之裔”(《祭张子野文》),以创作诗的态度来创作词,使人发现了歌词这种特殊诗体的内在潜力。它可以通过句法、字声和韵调的安排来适应音乐曲调,成为一种合乐可歌的歌词,也可以按自身的格式变化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以词抒情言志突破了“诗尊词卑”“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确立了词作为一种独立抒情诗体的地位,正如胡寅在《向芗林酒边集后序》中所说的:“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苏轼以写诗的态度并借用某些写诗的方法作词,因而拓展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境界,丰富了词的表现技巧,使词体在艺术上走向全面和成熟,成为一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词曲概》)的特殊抒情诗体。自此而后,词不仅能言情说爱、伤离怨别,也像诗一样能议政言事、悟道参禅、感旧怀古、言志抒怀;词景不再只限于珠帘翠幕、闺阁亭园,也像诗一样能写大漠穷秋、崇山峻岭、长江大河,如: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水调歌头》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念奴娇·赤壁怀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