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毕生举世闻名，但又完全不为人知，这是否可能呢？

当路德维希·冯·贝多芬于1827年3月26日去世时，没人知道该如何评价他。他的毕生挚友为数不多，在音乐界的熟人圈子更广一些，但即使是他的圈子中最擅长文字或自我标榜的人也找不到描述他的词语。“啊，那位伟人，真可惜啊！”当时的评论总体基调如此。

贝多芬

贝多芬的墓前悼词由诗人弗朗茨·格里尔帕尔泽（Franz Grillparzer）撰写，此人大部分时候也没能摆脱以诗体念出的陈词滥调。但是，格里尔帕尔泽毕竟从1805年起就认识贝多芬，他在一句话中触及了贝多芬回避所有人的原因：“他逃离了世界，因为在他满怀仁爱的完整天性之中，并未找到足以抵抗世界的武器。为其同胞奉献一切，却未得到任何回报之后，他就此离开。”这句话很刺耳，也不完全正确，但格里尔帕尔泽正确地提出，贝多芬刻意使自己变得不可知，把自己与世界分开，使世界的喧嚣不至于让他分心。

每个负责任的传记作者都必须接受基于不可知性而做出的猜想。那些试图通过事件和轶事刻画人物的企图最终都会失败。贝多芬为在此方面追寻的人设置了陷阱；他与他的外在形象实际上大相径庭。在为期三年的追寻中，我决定严格地仅仅通过乐谱来进行探索。无论这里那里都能发现不少线索——灵感、被擦除的痕迹、揣测的意图。例如，他为什么要在《“田园”交响曲》中划掉乐章标题？他肯定对某些事情不满意——要么是太过简单的故事情节，要么是交响曲本身的某些内容，使他几乎没有解决就草草收尾。当他向我们展示他改动作品的历程时，我们就非常接近于目睹真实的贝多芬的工作情景。

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提防做出草率的判断。当他在作为告别致辞的弦乐四重奏乐谱上草草写下“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的时候，他是在进行存在主义的调解，还是在进行技术上的自我质疑？对贝多芬而言，此处的路标常常同时指向两个方向。

除了研究乐谱之外，我的工具箱中还新增了一把与直觉相悖的扳手。我不看贝多芬做了什么，而是把贝多芬没做的事情分类列出。

例如，他从不去教堂。在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他放弃参与官方宗教的社会仪式。贝多芬作为艺术家，可以——勉强地——不受影响。但他也发表了将信仰作为隐私的声明。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能看到，这个一丝不苟地按时交付委约作品的人，却有一部不可原谅地严重拖稿的作品——事实上足足晚了三年。这就是《庄严弥撒》，为贝多芬的朋友鲁道夫大公登上奥尔米兹的大主教座席而作。鲁道夫有癫痫病，也有同性恋的传言，是贝多芬的亲密知己。他选择皈依天主，使贝多芬痛恨不已。

有一种弦乐器，贝多芬从未为其写过任何独奏片段。他曾为小提琴和大提琴写过奏鸣曲，但却没有为中提琴写过一句旋律。然而，14岁的贝多芬在波恩考取他的第一个带薪职位时演奏的乐器就是中提琴。赞助人由此注意到了他，并资助他前往维也纳跟海顿学习。远离家乡的时候，他应该很容易就能写几首中提琴独奏曲，来展示他的演奏技艺。但是，这就是贝多芬：他不走寻常路。他放弃中提琴，以此告诉人们，他决心关上残酷的童年之门，在维也纳重新塑造自己。而他从未做过的事情中，又增加了一项——他从未回过波恩。

他也几乎没去过其他任何地方——除了奉医生之命在夏天泡温泉，在那里他与度假者打交道，并使自己陷入彻底的痛苦。在五十六年的人生中，他从未见过大海。他从未去过巴黎或罗马那样的文明巅峰。海顿和莫扎特都曾在那些伟大的都城巡演而收益颇丰，也都曾经穿越大海。贝多芬从未这么做。他的一生是一心一意的奉献，没有一刻可以浪费。

他还有一件从未做过的事，那就是体会男女之欢。他在十几岁、近三十岁以及刚到四十岁的时候，都曾反复而痴迷地爱上过年轻漂亮的初出社会的女子，她们玩弄他的感情，但确保不会有进一步发展。她们的社会阶层比他高两级，目标是钓到一个富有的伯爵或亲王。贝多芬选择她们是因为她们高不可攀。他需要体验浪漫的爱情，作为他富于创造的想象力的资源，但他对身体接触感到恐惧，而且也没有采取任何举动（比如洗漱干净）来使自己更受欢迎。爱情结束时，他的痛苦是短暂的。那封致“不朽的爱人”的著名信件的最重要之处，是其从未被寄出。贝多芬死后，人们在抽屉里发现了这封未被开启的信。

如果他从未与任何一个爱人同床共枕，那么他是否曾经付钱以求鱼水之欢？有一位会拉大提琴的官员尼古拉斯·冯·兹梅斯卡尔（Nikolaus von Zmeskall）试图引诱他去逛窑子，但贝多芬的唯一回应是他对那种“沼泽地”毫无兴趣——精神病学家能够识别这种说法。就目前来看，他回避亲密接触。其尸检结果并无性病。

他所有这些禁忌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其行为模式令人钦佩。当贝多芬认为某项活动对他的核心目的有害或无关时，他就将其关闭——包括中提琴、度假、献祭、鱼水之欢。他性格中最强一面是坚持原则的力量，他能够说“不”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