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詹丹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是《水浒传》中为人熟知的经典段落，写当朝权贵高太尉干儿子高衙内为了霸占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娘子而陷害林冲，致使林冲从东京发配到沧州。继而，林冲在一场奸人设局的草料场大火中侥幸脱身，走投无路之下，*死奸人，投奔梁山，活生生演绎了“逼上梁山”的一幕。

林冲被逼上梁山，整个过程中，偷听别人说话的情节构思，在其中发挥了重要功能。这样的偷听一共发生了两次。前一次在沧州小酒店，老板李小二夫妇偷听到奸人陆谦等密谋，虽然猜测他们要加害林冲，并告知了林冲，但具体细节没有听仔细。后一次则发生在火烧草料场后，林冲在山神庙里偷听到陆谦等三人在门外谈话，明白了自己被害的事件真相，盛怒之中，出去*死奸人，然后投奔了梁山。

让人感兴趣的是，前一次偷听描写所涉及的沧州李小二夫妇，在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

李小二本在东京讨生活，因犯事曾得到林冲救助而把林冲视为恩人，后流落到沧州，靠经营一家小酒店为生。林冲在东京时，书中从未提及他和李小二交往的情况，只是在他被发配到沧州，在街上偶遇李小二时，才在小说的倒叙中，让读者知道两人曾结下的缘分。有此交代，才顺理成章写到了李小二夫妇在酒店偷听陆谦等人的密谋状况，并通报给林冲。

对此，以点评《水浒传》而闻名的金圣叹在回前评和正文眉批中，提出了两则意思相近的看法。一则是：

如酒生儿李小二夫妻，非真谓林冲于牢城营，有此一个相识，与之往来火热也，意自在阁子背后听说话一段绝妙奇文，则不得不先作此一个地步，所谓先事而起波也。

再一则，带着点调侃的味道：

为阁子背后听说话只得生出李小二，为要李小二阁子背后听说话，只得造出先日搭救一段事情，作文真是苦事。

两段话的意思，都强调了李小二与林冲本来生活的无关性，仅仅是为了写阁子背后的偷听，才构思出李小二这样的人物，并且让他和林冲产生了生活的交集。而这偷听的作用，就在于“先事而起波”，为后来撩开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作铺垫。

这样说，既对，也不对。

说他对，是从叙事逻辑看，陆谦等人在酒店密谋的情节设计，是为了呼应下文的一连串情节。其中包括：林冲六天后调任草料场看管，差拨在雪夜火烧草料场企图烧死林冲，差拨、陆谦等自以为得手后在山神庙外聊天被林冲偷听到，林冲出手*死仇人等。而李小二安排妻子在“阁子背后听说话”，又听不真切，结果给读者设下了一个很大的悬疑，这一悬疑在李小二通报林冲后，又得到了强化。此后，林冲在城内寻仇人未果，使悬念设置的紧张感稍稍得到舒缓。再后来，第二次偷听发生，真相得以大白，林冲报仇雪恨，从而为读者消解悬念，产生了一种情理之内、意料之外的接受效果。诸如此类，都属于金圣叹所谓的“先事而起波”。

说他不对，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李小二的出现，作为一个局外人，毕竟不可能对事件发展的走向，对当事人的行动，产生实质性的干扰。至多是让林冲事先买好一把尖刀带在身边，对他最后的复仇，起到一定的作用。当然，没有这把刀，林冲也能顺利复仇，因为他似乎习惯拿一把长枪在手里，最后，他也是先用长枪刺向奸人的。所以，讨论李小二夫妇，就不能够仅仅从事件、从人的行动层面来讨论其作用，更要从叙述方式的改变，从叙述者立场及其视角的重新设定，从看待小说对日常生活全景描写的开拓方面，来讨论其意义。

大家清楚的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创作受到了说书人传统的深刻影响，由此形成的叙事基本策略，常常会赋予小说的叙述者一个无所不知的全知视角。即使在情节的推进过程中，为了设置悬念而需要暂时遮蔽一些信息，如对一些人物的事先密谋加以特殊处理，小说叙述者也仍可以采用全知视角的卖关子方式。例如，说这几人商谈的内容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以此“打死我也不告诉你”的遮掩策略，来对信息加以恰到好处的控制。也就是说，不知的是读者，而不是那个呈现信息给读者的叙述者。

但《水浒传》有关这段密谋的情节构思则不然。

作者引入李小二夫妇，用他们这种局外人的陌生化视角来展现出背后偷听一幕，这就意味着，当无所不知的叙述者被当事人的局部视角所替代时，那种生活的现场感，那种人际关系的动态表现，就得到了直观的呈现。换言之，情节的重要信息，是依靠身处情节中的日常生活中的人自己来呈现的，这种信息的逐渐呈现，是跟人际交往的关系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信息呈现的透明与隐晦，同步反映出人际关系的亲密与疏远。而那种操控一切的全知叙述者，只是一种凌驾于生活的幻觉。因为摒弃了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因为限制视角的相对陌生化，让感知信息的特定人物与读者处于同一层感知水平上，反而让小说呈现的信息，更贴近生活的真实了。

如同采用的特殊视角更贴近了生活，林冲从英雄跌落尘埃后，与李小二的交往，同样具有了更为日常的生活化的表现。比如，李小二让林冲把替换下的衣服送到酒店来浆洗，又不时送些汤水到林冲处。还有，相对于林冲，李小二的性格更为谨小慎微，比如偷听到一些隐约信息后，没有马上叫林冲来辨认，怕当场闹起事，累及自己，这既给情节发展留下了余地，也是符合普通市民的性格的。

总之，让情节受戏剧冲突的表达效果、读者的接受心理以及日常生活逻辑的多重制约，这是引入李小二夫妇作为局外人视角的特殊意义。虽然这种视角的出现，并没有在小说的根本上改变叙述者全知视角的大格局，但在局部意义发生的突破和超越，依然是值得我们认真重视和深入研究的。（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