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圆明园遗址公园”可以订阅哦！

美国人乔治·凯茨（George Kates）1933年至1940年在北京生活，后将见闻写成了一本书：《丰腴年代：1933至1940年的北京》（The Years that were Fat: Peking,1933-1940）。作者借用《圣经》里“七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来形容他的收获之丰，也表达了北京生活的丰富多彩。该书是描述民国时期北京的名著，1952年由纽约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出版，以后多次再版。其中第十一章“A Garden in the Mind”是描述圆明园的。对于圆明园，作者也只能故址寻踪，心中想象。作者的记述，不可能处处准确。时移世易，现今这又成了我们追忆圆明园的可贵史料。

当一个人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青春结束了；当一个人为别人而活时，他开始成熟了。

——译者

中国经受了一场西方人残暴的破坏艺术的行径，损失难以估量。这就是英法联军在1860年对这座伟大的夏宫的令人浩叹的洗劫与焚烧，现在是已经消逝所谓的旧夏宫（the Old Summer Palace)。而今天的“新”夏宫——颐和园（the New Summer Palace）,在当时业已存在，因此在某种意思上，它也不是新的；当时它是辅助性的，其建造并非为在此园居；它的许多建筑也遭破坏，从未得到重建；而旧夏宫整个告废，可见那把火是多么地致命。

这里我们不必关注焚烧的细节；它构成了战局日益发展的高潮部分。这一恶意建言的焚烧是有意为之，就是令皇帝本人，而不是他的大臣，为背信弃义的行为付出代价，为违背休战协议并扣押欧洲人质，对他们进行不可宽恕的折磨付出代价。唉！皇帝的这一居所拥有这个国家许多独一无二的财富。英法联军所拿走的作为战争战利品或纪念品的，是华丽的小物件，并非伟大画家的作品、周朝青铜器或宋朝瓷器等稀见之物。这些东西几乎不为劫掠者所注意，因为那时我们对中国艺术的现代鉴赏还没有产生。这场大火持续了四天，所毁灭的美一去不返。因此，这一章所写的是一座离北京不远的乡间的业已不存的宫苑。

这座伟大的宫苑名叫圆明园。在中国人心中，这样的生活之所，应宫殿与苑囿合而为一的；那些建筑，不论规制多么宏大，总是散处在山石、树木间。乾隆最钟爱圆明园，它是这位伟大皇帝的主要居所。直至暮年，他一直喜欢在这里居住，尽管在冬季，他要前往紫禁城，因为新年时要在那里举行典礼。

人们可以想象盛世时这里珍宝堆积如山，仅三代之后就烟消云散了，当时战争的危险迫使另一个皇帝——乾隆的曾孙，彻底放弃它，逃到了热河。在热河他遭雷劈而死。他1860年逃亡，1861年死去，这是中国19世纪多灾多难的象征。

士兵们是在劫掠一处无防御的宫苑；随后农民运走了他们能利用的一切。到处是成堆的碎石瓦砾，这里又变成了原始的农田。建筑当然消失不见了；除了在皇家祖祠里的一些古老的松树外，所有的树木都砍伐殆尽。只剩祼露的地表。人们常来凭吊，徘徊于此，手持各式珍贵地图，上面绘有原来的格局，想象着宫殿又一次矗立起来。我找了一位西方朋友，他是附近西式大学——燕京大学的教授，我与他一道遐想联翩；数年间我们常常在这里漫步，找寻出的就是下面我要叙述的。

人工湖和各类水道，大体还保留着，人工堆造的山丘大多也有迹可寻；当然，这些山丘已完全童秃，正慢慢再次风化为土，当地农民已将所有地方辟为田地，满足自己简单的栽种需求。被推翻的假山，时常出现的碎石覆盖的地基，有时还可见建筑残存，都告诉我们，这里曾有过精美建筑群。不出三代，沧海桑田，它成为了万物必然消亡的令人感叹的象征，想象着日落时分，御舟闲荡于荒凉、芦苇丛生的水塘，壮丽辉煌，极致景色唤起了一种诗意。现在除了偶尔耕作的农民，这广阔地面苍凉无人，渐渐成为了“我们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