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桑园寄子》是一出唱念做舞俱佳的谭派名剧，从清末到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经常在舞台上露演，颇受观众喜爱。但是，近些年这出《桑园寄子》却露面很少，几成绝响。该剧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对于演员来说，很难演更难演得精彩，所以愿意贴演的人就越来越少，演出几率愈来愈稀，大有渐渐淡出舞台之势。故事说的是：西晋时，黑水国首领石勒造反，扰乱中原。庄园主邓伯道携弟妇及一子邓元一侄邓方出奔避难，投往亲戚潼关守将金水成处。不料中途弟妇金氏被乱兵冲散，只余子侄相随。邓伯道年老，子侄又弱，不能行路，求邓伯道背负。邓伯道负子则侄号泣；负侄则子啼哭，体衰的邓伯道左右为难，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慨然道曰：倘若贼兵来到，将我孤侄*死而不保，我何以对得起我那死去的兄弟。于是决计弃子携侄逃跑。路过桑园时，唤子上树采桑椹，遂以带缚子于树上，以免追来难以丢弃，并咬指血书道明此事，置于儿子怀中，方才含泪负侄而去。可巧他被冲散的弟妇金氏也路过桑园，见侄儿被紧于树上，急忙将其解下，并携至潼关，一家人仍得以团聚。这是一个感人而凄美的故事。

邓伯道在《晋书》中是有传的，并非虚构人物。他的这段舍子救侄的故事还见于《世说新语》以及明代杨尔曾所著的《东西晋演义》等书中，情节基本一致。这件事也曾引发文人学者诸多评论，点赞者居多，批评者也不乏其人，主要集中在：“邓伯道弃子存侄，义则义也，但有灭绝父子天性之嫌，过矣”。但是绝大多数仁人志士还是觉得邓伯道之高义太难得了，再说，舍子救侄也不是孤立事件，与其一贯品质、为人是相一致的。历史上的邓伯道为官清明，深得民心，《晋书》中将他列入到《良吏传》中。邓伯道的事迹可与春秋战国时代晋国的义士程婴、公孙杵臼二人舍亲生救赵氏孤儿相媲美，所以自然也就成为文人墨客写作戏文的好材料了。

京剧《桑园寄子》很好地实施了戏曲“高台教化，寓教于乐”的功能，虽然取之于史传而又有别于史传。最大的不同是，史上的邓伯道父子从此天各一方，再不曾相逢，并且邓伯道乏嗣无后。而戏中却是金氏又救下了被邓伯道绑在树上的侄儿，最后以一家重聚大团圆作为结尾。这充分体现了戏曲与历史的关系，既有联系更有区别。戏曲既要考虑到戏剧性、观赏性和审美性，更要考虑到首先是服务于广大观众，而绝不能仅仅成为历史的忠实直译。之所以说大团圆的结尾是这出戏最精彩的创作，就是因为这浓墨重彩的一笔，极大地满足了广大观众的心理需求。凡是知晓邓伯道舍子救侄道德风范的人，无不为邓伯道无子成为了绝户的最后结局而发出愤愤之词：“伯道无子，苍天不公”。不是都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嘛，怎么邓伯道偏是如此下场呢！在这里《桑园寄子》将结局改为儿子失而复得，父子相聚家人团圆，也就与中国人“好人有好报”的观念相吻合了，再加上这出戏不靠情节的奇巧变化取胜，从头到尾都是在写情写义，情真且深，义高且上，十分感人，引人泣下，所以成为一出名剧也是众望所归，理所当然。

《桑园寄子》篇幅不大角色不多，只有老生饰演的邓伯道和青衣饰演的金氏，还有两个娃娃生饰演的邓元与邓方，反面人物石勒由武花脸扮演，其余就是群众演员了。戏的开场，便营造了一种悲情的气氛，同时写尽弟兄们的深厚感情，为后面邓伯道弃子存侄做好了铺垫。兄弟周年之际，邓伯道携子侄祭奠，思念弟弟哭得很伤心。安排有两段好唱：二黄慢板“叹兄弟遭不幸中年丧命”和导碰原“见坟台不由人珠泪滚滚”，哀婉动听，如泣如诉。另外，两个娃娃生也有每人四句的二黄原板，也要具备一定功力才行。下来的逃难路上可想而知多么艰苦，把这几个角色放在如此这般的一个特别营造的环境之内，好戏、好唱、好身段、好做派都按上了、使上了。这里描绘逃难路上恶劣环境的一段邓伯道与金氏的二黄摇板对唱，生旦二角儿的声腔都悲凉急迫、缠绵悱恻，令人闻之心酸欲泣。关键是唱词颇有文采：“走青山望白云家乡何在？一家人逃性命哪顾家财。山又高水又深无计何奈，道有草石有苔寸步难挨。带姣儿手攀藤忙登出界，走得我两腿痛珠泪满腮。眼望见白茫茫何方地界？何日里到潼关才放心怀”。再配以繁复的身段，水袖、台步、髯口灵动起来，浑然一体干净利落，场面动人，摄人魂魄。弃子一场对演员来说更是难演，要淋漓尽致地展示出邓伯道复杂的心理活动，这里设计了一大段念白，说明他舍子存侄之事的来由。“千斤话白四两唱”，凡是出情的戏，往往都是以念白抒情写意，牢牢地抓住一个“情”字，讲究音节铿锵、悦耳动听，更要字字含情，一诉一泣，只念得催人泪下。正当其时的一段撕心裂肺的二黄摇板：“此时间哪顾得父子恩爱，好一似刀割肉箭穿胸怀......”，亲情锥心，也令观众痛彻心扉。

自谭鑫培谭派的《桑园寄子》获得盛名之后，谭门谭小培、谭富英、谭元寿、谭孝曾均擅长这出，就连谭婿王又辰，也经常露演此剧。可惜因为这出戏唱念做舞都需要具备相当的功力基础，还要背负两个娃娃生，做身段，施滑步，缺一不可，所以令后继的演员望而生畏，演出就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