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里有这样一段记载：“高皇帝提一剑芟群雄，于所平诸国妃主，无选入侍者。惟伪汉违命最久，上心恨之，曾纳其妾，旋即遣出，深以为悔。”

该记载的意思是：高皇帝朱元璋提一剑削平天下，对于各割据势力的妻妾都毫无侵犯，惟独因为伪汉陈友谅的抗拒时间最长，高皇帝愤恨难平，劫掠了他的小妾，但很快就放归了，深以为悔。

《万历野获编》的书名已经告诉了我们，书中所记事迹是从野外收集到的，属于野史，事不一定确，信不信由您。

那么，这段记载可不可信呢?

应该说是可信的。

因为，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 颁布的《明大诰》中就有写：“朕在天下尚未平定时，攻城略地，与群雄并驱十四年，在军中从未妄夺一妇人女子。唯有攻下武昌以后，因恼怒陈友谅屡屡起兵相犯，故夺其妾而归。”

那么，朱元璋后来是不是“深以为悔”了呢?“深以为悔”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查继佐的《罪惟录》和何乔远的《名山藏》脑洞大开，讲述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

朱元璋收纳了陈友谅之妾阇氏后，册封为妃。阇妃在宫中生下了陈友谅的遗腹子朱梓。朱梓长大后被封为潭王，赴封地之前向母亲告别。阇妃告诉他身世，说：“你是汉王陈友谅之子，你父被*，我为你忍辱偷生于此已二十年了。你到封国后要找机会为父报仇。”朱梓这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在认贼作父，愤恨不已，到了长沙，日夜筹划起兵复仇，并在一铜牌上写了“宁见阎王，不见贼王”八字，很有几分越王勾践的气概，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复仇。不料风声泄漏，朱元璋派徐达之子魏国公徐辉祖前到长沙讨伐。朱梓知事不可为，抱幼子在城上绕行数周，掷下八字铜牌，然后回宫举火，全家葬身火海。朱元璋恼羞成怒，以“妖星乱宫”为由，大肆*戮宫人。马皇后诚惶诚恐，赶紧脱去簪珥待罪，仅以身免。

如果《罪惟录》和《名山藏》所记属实，那朱元璋养虎为患，自然是“深以为悔”了。

但是，这则夭折版的“王子复仇记”是经不过推敲的。

首先，查记载皇帝家族世系的谱牒《玉牒》可知，朱梓生于洪武二年(1369年)，陈友谅死于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10月，二者间差了六年，说朱梓是陈友谅的遗腹子根本就不成立。

另外，朱梓是朱元璋第八子，他上面有一个哥哥，名叫朱榑，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齐王朱榑生于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12月，距离陈友谅的死亡时间也有14个月，同样不可能是陈友谅的遗腹子。

还有，说朱梓自焚后，马皇后惊惧得脱簪珥待罪。可是马皇后早在洪武十五年(1382)就已病逝，怎么可能会在洪武二十三年脱簪珥待罪?

所以，查、何二人的记载完全是捕风捉影、一派胡言。

而《万历野获编》也已经说了，朱元璋劫掠到陈友谅的小妾后，“旋即遣出”，又很快放归了，她并没有在宫中生养有朱元璋的子嗣。

《万历野获编》还特别补了一笔：“野史讹传为曾生潭王，复叛诛，不知潭王与齐王同为达定妃所生，自坐犯家事自焚，初不叛，亦不受诛也。”

即潭王朱梓为陈友谅小妾所生属“野史讹传”，潭王朱梓和齐王朱榑其实都是达定妃所生。说潭王“复叛诛”为“野史讹传”，潭王之死是“自坐犯家事自焚，初不叛，亦不受诛也。”

这“坐犯家事”又是指什么事呢?

原来，潭王朱梓的王妃于氏是都督于显的女儿。而于显之子宁夏指挥于琥被卷入胡惟庸案，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被*。朱梓夫妇认为自身难免，就举火自焚死了。

这里再说说朱元璋掠陈友谅小妾事，他在劫掠不久之后便已放归，为何会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明大诰》中旧事重提呢?

且说，朱元璋当皇帝后，认真总结了前朝的兴废教训，认为元朝失败的原因是朝廷暗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因此主张以猛治国，刑用重典。洪武初，他进行了一系列立法，以严法重刑绳诸吏民。到了洪武十八年，亲自“采辑官民过犯，条为大诰”，颁行天下，目的是仿效周公以“当世事”警诫臣民，永以为训。

则颁布《明大诰》的初衷，就是总结教训，引以为戒。

《明大诰》在提到掠陈友谅小妾一事的后面，是这样总结的：“朕忽然自疑，于斯之为，果色乎?豪乎?智者监之。朕为保身惜命，去声色货利而不为。盖为慕声色货利者数数，朝兴暮败。”

意思是，我收纳了陈友谅之妾之后，忽然怀疑自己这种做法，究竟是好色呢?还是气魄大?智者自可明察。我最终为了爱惜身体保护性命，远离声色财物。那些汲汲于声色货利的，终不免朝兴暮败。

朱元璋这是在现身说法，劝导臣下不要为“声色货利”所惑、所累。

也正因如此，明初官员在对待“声色货利”态度上，比唐、宋、元几朝更有原则性。

明代王錡在《寓圃杂记》中不无自豪地称：“唐、宋间，皆有官妓祗候，仕宦者被其牵制，往往害政，虽正人君子亦多惑矣。至胜国时，愈无耻矣。我太祖尽革去之。官吏宿娼，罪亚*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其风遂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