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幕戏以近景镜头开始，先是对准了一群陆陆续续来参加成发集团下的国营工厂举行搬迁仪式、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工人们，紧接着，工人们形成了一股涌动的人流，密密麻麻的人群踱步前行，一幅幅中景、全景的切换之后，画面停留在了“工人们坐在会场听讲搬迁仪式讲辞”的场景，在这幅构图中，工人们安静地坐在场下，在服装、神态的统一下以及灯光、环境、事件的催化下，构成了一种奇妙而别致的工人“群像”。
工厂=“家”1949年之后，单位成为重新组织中国人际结构的系统，而《二十四城记》中所有的人都陷入到单位这个社会结构里面——贾樟柯电影手记
“家”与“工厂”。
家庭，是维系中国人际情感的重要核心，这种传统的结构模式烙印在每一代中国人的血液里，家不仅是子女成长的摇篮，更肩负着传承和延续的重任。
而在《二十四城记》中，随着国家的需要，国营企业不断搬迁、安定，随之而去的是远离家乡、将一切奉献给工厂的工人群体，于是，在历史的选择下，所有的国营单位、工厂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另一个“家”。
记忆中的信仰。
随着电影情节的发展，镜头聚焦在由陈建斌饰演的工厂车间主任宋卫东身上，宋卫东满怀追忆地对着采访镜头述说着他在工厂里的往事。
在他的眼里，这个叫做420厂的国营单位已经是一个与外界相隔离的世界，对于从小生活、成长于厂中的宋卫东来说，这个国营工厂早已成为了他的精神寄托，他不仅是这座工厂50年的风雨历程与所经历的阵痛的亲历者，更是这座工厂最忠实的信徒。
显然，这座国营工厂有了更为延伸的象征含义，除了连接工人们人情关系、生活的作用，更成为他们记忆中的信仰的存在，是无数工农们的精神住处。
虚假与真实在《二十四城记》里，通过对八个曾经奋斗在工厂一线的工人们采访，引出8个不同时空不同空间的故事，徐徐勾勒出这座国营工厂的人事变迁，而记忆本身的不确定性，又为影片增添了不可多得的艺术张力，贾樟柯也曾在采访中坦露，这八个故事有三个是虚构的，其他五个故事则是真实存在的。
虚假的青春记忆。
影片中，三位厂花的故事是虚构而成，三代厂花的依次登场讲述了三个不同时代不同时空的故事。
第一代厂花大丽，代表的是无私奉献的一代人。作为第一代厂花，大丽是最早随工厂搬迁到成都的一批工人，大丽经历的是国营单位最艰难的时期，大丽的个人荣辱、青春记忆逐渐与这个工厂绑在一起，工厂的变迁的同时，也影响了大丽的命运走向。对于大丽而言，此时的工厂正逐渐替代原有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