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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21日夜里，延安杨家岭一处窑洞内，隐隐约约闪着微弱的烛光。

门口，一个警卫喊了声“报告”，便撩开帘子，疾步走进屋内，似是有些为难地开口。

“主席，田守尧旅长明天来不了了。”

*正捧着一本史记看得津津有味，听到这话，疑惑地抬头望去。

那警卫额头冒着细汗，捏着衣摆，斟酌了半天，结结巴巴地继续解释：

“陈泊处长在他身上搜出了消音枪，感觉像是...冲...冲您来的。”

闻言，*双眉一竖，难得染上怒色，严肃地说道：

“这不可能，田守尧可是平型关大捷的功臣，是我们党的好同志。”

次日一早，陈泊就带着报告登门，将刺客一事仔细上报。

听完前因后果，*顿时眉开眼笑：

“好你个陈泊，不愧是军统克星，戴笠只怕是脸都要被你气歪了。”

*

我党的战士与军统有什么关系？

他又为何要敢刺**？

这个让*赞不绝口的陈泊又是何方神圣?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场惊险的延安遇险。

1943年6月上旬，佛晓的延安晨雾朦胧，吴旗（今吴起）长官庙的万物都还在睡梦中，只有山上警戒哨的士兵精神抖擞地站着，眼神随着探照灯扫视着周围的一草一木。

“沙沙——”

突然，不远处的草丛里传出异响，士兵猛地转头看过去。

只见大约有六七个大汉正弯着腰，蹑手蹑脚地窜进草丛，准备偷越山口。

那士兵先是按兵不动，对着地面上的巡逻队打了个手势，指明移动的位置。

巡逻队随即悄声包抄过去，将那几个大汉团团围住，举枪警告。

“不许动！双手举过头顶，缴枪不*。”

谁料，对方竟然敢举枪反击。

好在巡逻队反应迅速，迅速匍匐在地，再一个翻身，相互配合着将七八个壮汉击毙。

上前一看，七个敌军全部荷枪实弹，加之刚刚交战时，大伙听见他们说着一口流利标准的中文。

“又是国民党的特务。”

一番检查后，队长下了论断。

巡逻队轻车熟路地开始打扫战场，将敌人的体貌特征和所携带的弹药证件进行登记。

这些年，抓的国民党特务太多了，他们早已见怪不怪了。

武汉会战

自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军占领武汉三镇，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国民党顽固派的抗日决心便发生了动摇。

实际上，武汉会战大大消耗了日军的力量，削弱了他们短时间内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

抗日战争也由此进入相持阶段，为我军赢得了转败为胜的机会。

*曾在《论持久战》中说：

“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

可就在这紧要关头，国民党顽固派偏要拖全民族的后腿，不仅不去反思战争中的得失，反而又开始琢磨反共的事。

次年1月21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再次将矛头对准共产党。

大量的军统特务涌入我军各大抗日根据地，开展暗*和破坏活动。

共产党不得不在与日军周旋的时候，腾出手来防范“自家人”伸出的魔爪。

难上加难的是，国民党的特务太过狡猾，极其善于伪装，小到路边不起眼的农民汉，大到中央*身边的秘书，他们都能见缝插针。

我党各级锄奸保卫部门不得不随时揣着七十二颗玲珑心，随时保持警醒，抓特务也成了家常便饭。

因此，一开始这几个特务并没有引起巡逻团的高度重视。

可是仅仅过了几天，富县边境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这样的异常情况引起了中央军委保卫科的高度重视，负责人钱益民左思右想，交代下属：

“这事儿还是得交给陈泊来查。”

陈泊

陈泊原名卢茂焕，化名布鲁，海南岛人，青年时期加入中共海南地下党组织。

1928年，海南琼崖的革命斗争失败，他被迫流亡马来西亚。

在此期间，陈泊也没有停止过革命斗争。

在一场诛除汉奸的战斗中，他的左手掌不幸被炸弹炸飞，被迫高位截肢，从此断了他的军旅梦。

可陈泊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条条大路通罗马，既然无法上阵*敌，守好大后方也能为革命做贡献。

之后，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之后，担任延安边区政府保安处侦探科长，为党在隐蔽战线上克敌制胜。

从此，陈泊成为了延安远近闻名的独臂神探。

接到此次任务后，他仔仔细细地看了两次“除特案”的材料，越看眉头就皱得越紧。

延安的特务虽多，但大多都是单独作战，且都伪装成不易察觉的模样。

像这样以小队的形式持械进入的情况还是少见的。

这不禁让人猜想，国民党即将有“大动作”。

更要紧的是，按照军统的一贯作风，绝不可能只派这些一眼就能识破的特务进入延安，一定有身份更为隐蔽的特务参与这次行动。

也许他或者他们此刻就在延安城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