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首，一生立德、立言、立功都达到了不朽的境界，被誉为传统中国最后一位完人，尤其在立德立言方面，曾国藩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国学大师南怀瑾认为：“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有两套，其中之一就是《曾国藩家书》”，它给人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家”这一范畴。
01
曾 国 藩 的 家 书
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曾国藩29岁，进京入住，正式开始了仕宦生涯。在30余年繁忙的翰苑和戎马旅程中，曾国藩不忘家人、敦睦亲情，先后写了近1500封家信，内容涉及修身、戒子、持家、交友、用人、处世、理财、为学、从政、治军等诸多方面。这些家书神闲气定，行文从容，运笔自由，随意所至，平实中蕴含着深刻哲理和丰富警句。它是曾国藩心灵世界的真实袒露，是曾国藩齐家、治学、从政思想的集中反映，是曾国藩激荡人生和奋斗经历的忠实记录，是曾国藩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的生动写照。曾国藩没有什么大部头著作传世，但一部家书足以使他名垂千古。
在传统社会，家书的对象可分上、中、下三个层次。上的层次是指父母长辈。道光二十年初，曾国藩给父母写了一封报平安的家信，这是现存家书中年代最早的一封。在这封家书中，曾国藩详细地叙述了进京路途的情况和在京居住的情况，以免父母对他的挂念。曾国藩不忘兄弟的学习，“家中诸事都不挂念，惟诸弟读书不知有进境否？须将所作文字诗赋寄一二首来京”。曾国藩表达了浓浓的思乡之情，希望父母来信“以烦琐为贵”；“须将本房及各亲戚家附载详明，堂上各老人须一一分叙”。
中的层次是指兄弟平辈。道光二十二年秋天，曾国藩给诸弟写了一封家信，这是曾氏全集中所收与弟书的第一封。在这封家书中，曾国藩对兄弟表现出了极大的责任心和殷殷期盼之情，他谈了自己的缺点与不足，“予又素性浮躁，何能着实养静”；“予时时自悔，终未能洗涤自新”。他谈了拜师交友情况及其益处，“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他谈了读书学习的目的，“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是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辱所生；一者是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他谈了读书学习的关键是要专心致志，“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
下的层次是指子女后辈。咸丰二年夏天，曾国藩遭遇母丧，给儿子纪泽写了第一封家信。在这封家书中，曾国藩的心情至为悲痛，甚至把母亲的病故归罪于自己，“不孝之罪，岂有稍减之处”。由于纪泽是长子，当时只有十三周岁，曾国藩详列了17件事情，要儿子去一一办理，这既是对纪泽作为家中少主人在礼仪上的承认，又饱含让儿子经受历练和增长见识的深情。
品读曾国藩的家书，是一种精神享受，更是一次生命洗礼，深深为曾国藩的文化品格所震撼和折服。这种文化品格蕴含着华夏文明的密码和基因，即对于父母来说，曾国藩是一个好儿子，忠孝两全、孝悌兼备；对于兄弟来说，曾国藩是一个好兄长，教导劝勉、“金针”度弟；对于儿子来说，曾国藩是一个好父亲，率先垂范、严格要求。作为“三好”的曾国藩，其才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源于后天严以修身、严于律己、精诚所至。人毕竟是从自然界进化而来，不可能完全变成天使，因而修身律己是浴火重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对物欲的放弃和终身的克己，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年轻时，曾国藩也是浮躁、爱玩、吸烟，有着不少性格和修养上的缺陷。20岁时，曾国藩立志成为圣贤，改名“涤生”，意谓洗涤改过重生。为了“涤生”，曾国藩一生都在与自身的缺点抗争，不断自责和反省。他的自省极为苛刻，曾因为恋床、晚起，在一则日记中骂自己是禽兽，“醒早，沾恋，明知大恶，而姑蹈之，平日之气何在？真禽兽矣”。他的自省细致入微，在一则日记中对自己贪利的梦境进行自责，“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他的自省终生不渝，在辞世前一年还写下日课四条，与子侄共勉。一曰慎独而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曾国藩说：“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儆惕，亦补昔岁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02
耕 读 传 家
在家书中，曾国藩强调耕读传家，这是曾氏齐家的基本准则。所谓耕读传家，本质上是要求家人既学谋生，又学做人。耕是谋生的手段，主要指农业生产，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全生命；读是做人的路径，主要指学习圣贤教诲，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道德。尤其是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读书做官，而是学习做人的道理。即使不读书、不识字的人，也要学习做人的道理。
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在写给诸弟的信中指出：“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佚矣”。在这封信的最后，曾国藩强调耕读传家“至要至要，千嘱万嘱”。如果联想到写这封信的前十天，曾国藩经历了靖港之败和投水自*，则更能见证他对耕读传家的珍视和苦心。值得指出的是，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将齐家、读书与做官区隔开来，这也是他的一贯主张。
咸丰六年九月在给儿子纪鸿的信中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同治四年五月致四弟九弟的信中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曾国藩之所以强调耕读传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文化熏陶。中国是个农业文明发达的社会，耕读传家观念深入人心，曾国藩自不例外。其二是清醒认识。在曾国藩看来，能使家族延续久远的，不是官位和财产，而是家风和品格。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致诸弟信中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赓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其三是家族影响。史料记载，曾氏家族一直在湘乡荷叶塘过着半耕半读的农家生活，即“曾氏自明朝以来世业农，积善孝友，而不显于世”。曾国藩的父亲一生以教蒙童为业，自撰一联说：“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这说明耕读传家已成为曾氏家族齐家的基本理念和传统。
谈到家族影响，不能不谈及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一定意义上说，星冈公是家族中对曾国藩影响最大的人，也是曾国藩最尊敬的长辈。即使后来封侯拜相，他仍认为自己远不如祖父。最突出表现是曾国藩始终将其祖父所说的“懦弱无刚乃男人最大之耻”作为座右铭，并一再以此告诫子弟。同时表现在齐家上，曾国藩反复强调：“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咸丰十年闰三月致四弟信中说星冈公治家之道，“大约有八个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由此可见，曾国藩祖父治家之道的实质是耕读，其中前四字就是读书、种菜、养鱼、喂猪。信中对后四字作了详细说明，“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
03
孝 悌 和 家
在家书中，曾国藩强调孝悌和家，这是曾氏齐家的伦理准则。中国传统实行的是家族宗法制度，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齐家的核心就是处理好家庭内部各个方面的关系，主要是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女的关系，其伦理准则是孝悌。所谓孝，是对父母长辈的敬重和报恩；悌，是对兄弟姐妹的友爱和关心。在中华文化中，孝悌不仅仅是家庭伦理准则，更是社会伦理准则。
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还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曾国藩深受孔学影响，十分看重孝悌在齐家中的意义和作用，强调只有孝悌，才能使家庭和睦、兴旺发达。咸丰四年八月致诸弟信中说：凡一家之中，“和字能守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他甚至认为，孝悌比耕读更重要，即耕读之家能延续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则可绵延十代八代。曾国藩自己终身躬行孝悌，是孝悌的楷模。
在孝的方面，曾国藩对祖父母、父母极其恭敬孝顺。他始终以很低的姿态给父母长辈写信，常常盛赞其德其行，时时嘘寒问暖，经常禀报商议家事，恳请兄弟子侄尽孝尽责。曾国藩经常为不能亲身孝敬父母长辈而内疚惭愧。道光二十九年四月致诸弟信中说：“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锦绣，竟不能效半点孙子之职；妻子皆安坐享用，不能分母亲之劳，每一念及，不觉汗下”。当父母长辈稍有病恙，曾国藩深切担忧，他说：“祖父大人之病，日见日甚如此，为子孙者远隔数千里外，此心何能稍置”。当母亲病故时，曾国藩更是哀痛不已，深深自责。咸丰二年七月给纪泽的信中说：“余德不修，无实学而有虚名，自知当有祸变，惧之久矣。不谓天不陨灭我身，而反灾及我母。回思吾平日隐匿大罪不可胜数，一闻此信，真无地自容矣”。
在悌的方面，曾国藩对弟妹们关爱备至，真正起到了“长兄如父”的作用。曾国藩有弟弟四人，其家书的精华在于与弟书及训子书，尤其是与弟书，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都超过训子书。一般而言，关心子女容易，关心兄弟姐妹难，因为子女是自己生命的延续，而兄弟姐妹则会自立门户，渐行渐远。曾国藩在大量写给诸弟信中所充溢的兄弟之情，令人深为感动，这不仅体现其望弟成才的苦心，而且体现其崇高的道德风范。曾国藩对弟妹们的关心是全方位的，既有生活上的关心，又有读书上的关心，还有做人上的关心。
在生活上，道光二十九年三月致诸弟信中说：“予尚有寄兰妹、蕙妹及四位弟妇江绸棉外褂各一件，仿照去年寄呈母亲、叔母之样”。在读书上，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致诸弟信中说：读书讲究志、识、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在做人上，当得知四弟以在家塾不利于读书而想外出时，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致诸弟信中劝诫说：“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在教育关心诸弟上付出了极大努力，曾国藩仍自责自己未尽全力。道光二十二年九月致诸弟信中说：“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
04
勤 俭 持 家
在家书中，曾国藩强调勤俭持家，这是曾氏齐家的价值准则。农耕文明生产力低下，物质财富有限，不能不强调勤俭；曾国藩出身于贫寒农家，也不会忘记儿时生活的艰辛和勤俭的必要。一般认为，勤是勤劳、勤奋、勤苦，“天道酬勤”，世界上的事情都是通过勤劳做出来的；俭是节俭、俭朴、简约，“俭者，德之共也”，俭朴是一切良好道德品质的基础。
曾国藩对勤俭的理解更为直观具体，同治二年十二月给侄子纪瑞信中说：“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他一生奉行勤俭自律，咸丰六年九月给儿子纪鸿的信中说：“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他特别崇尚勤俭的家风，多次给予深情回忆。在给侄子纪瑞信中说：“吾家累世以来，孝悌勤俭。辅臣公以上吾不及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去一文，尚余九十九文还其父。其俭如此。星冈公当孙入翰林之后，犹亲自种菜收粪。吾父竹亭公之勤俭，则尔等所及见也”。信中所说的辅臣公是曾国藩的高祖父，竟希公是曾祖父，星冈公是祖父。
因此，在道光二十七年七月禀父母信中，他明确指出：“勤俭本持家之道”；同治三年八月致四弟信中说：“余教儿女辈惟以勤、俭、谦三字为主”。对于曾国藩的勤俭主张，如果仅仅从物质和经济层面理解，就会显得低俗和浅薄，他实际是从道德和精神层面强调勤俭持家。在曾国藩看来，勤俭是君子所为。在给儿子纪鸿的信中，他说：“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所以，在咸丰四年八月致诸弟信中，他要求“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咸丰八年十一月致诸弟信中又说：“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菜”。
在曾国藩看来，勤俭是孝悌要义。道光二十九年三月致诸弟信中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在曾国藩看来，勤俭是保家之道。曾国藩一生戒惧“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特别是当了大官以后更是诚惶诚恐，最怕子侄后辈染上骄、奢、逸的毛病。咸丰四年九月致诸弟信中说：“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侄，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万望诸弟刻刻留心，勿使后辈近于此二字，至要至要”。咸丰十年十月和十二月前后两封致四弟信中说：“余在外无他虑，总怕子侄习于骄、奢、逸三字。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弟切戒之”；“时事日非，吾家子侄辈总以谦、勤二字为主。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咸丰十年十月致九弟季弟信中说：“贤弟教训后辈子弟，总以勤苦为体，谦逊为用，以药佚骄之积习，余无他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