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 蒨 版权所有

我的父亲，开国中将刘忠与雅安这座美丽的城市有过三次奇妙的缘，其中两次是在他的生前，一次是在他去世之后。

我父亲是福建闽西客家人，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从小受尽了地主恶霸的欺压。1927年 “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经老家福建省上杭县，父亲参加了农民协会，走上革命的道路。从1928年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红军，到他病逝的的74年中，父亲在建国前紧紧地跟随中国共产党和*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解放后又奉命创建我军的军事院校，培育我军高级指挥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我军高等院校做出了重要贡献。

父亲第一次与雅安的缘发生在中央红军长征的路上。那是在1935年5月，中央红军被国民党围追堵截，来到大渡河，决定在安顺场和泸定桥强渡大渡河，这是长征中非常重要的一关。当时国民党说：共军走了太平天国石达开之路，妄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的南岸。

1934年6月，长征出发前，父亲调任中央红军一军团的侦察科长，他奉命率领着侦察部队一直走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最前面，是长征先锋中的先锋。到了安顺场一带，父亲奉命到*、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那里去接受抢渡大渡河的钳制任务。为了顺利渡过大渡河，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红军立即分成两路纵队行动：一部是由左权参谋长为纵队司令员、刘亚楼同志为政委，以一军团的五团三营，和我父亲率领的二师侦察连、军团便衣侦察队组成的右路纵队。右路纵队需先行出发，经西康省（今为四川省雅安地区）越西城、晒经关，抢占大渡河富林对岸的大树堡。并要在大树堡佯装准备渡河，造成进攻雅安的假象来钳制和调动大渡河北岸上游的防御之敌（刘文辉部），以减轻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安顺场、泸定桥通过大渡河的压力。另一部是以刘伯承总参谋长为先遣纵队司令员、聂荣臻同志为政委的左路纵队(主力部队），经冕宁县向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前进，强渡大渡河和泸定桥，“彝海结盟”的故事就发生在左路纵队过彝民区的路上。

今日安顺场红军渡

父亲奉命率领侦察部队走在右路纵队的最前面，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六日到达了泸沽。通过侦察发现，从泸沽到越西，必须经过小相岭的一个险要隘口，但小相岭的路已经被川军挖断了，敌人在隘口树起了一个吊桥，还有一排匪兵把守着，右路纵队无法通过。如果绕道，将无法按时完成佯攻钳制任务。五月十八日，父亲终于找到了一位采药老人同意带路。任务紧迫，父亲立即亲自带领便衣侦察队副队长范昌标，率十个战士，由采药老人带着他们翻山钻沟，攀登峭壁，绕到了小相岭隘口吊桥的敌排哨的附近。当时看清了敌人正在哨棚内打牌，仅有一个哨兵在值守吊桥，父亲下令立即行动！范昌标一马当先指挥两个战士捕捉了守桥的哨兵，一班长陈胜忠也带队冲进敌哨棚，大声喊道：“我们是红军，缴枪不*。”他先缴枪支，后捉俘虏，并命令敌排长放下了吊桥。左权参谋长、刘亚楼政委率右路纵队得以顺利从吊桥上通过。这时，哨棚内的电话铃突然响了，是越西城打来的电话。父亲不让接听，怕暴露我军的行动。越西城的守敌是刘文辉的一个营，见哨棚未接电话，估计已被红军占领，就放弃了越西城，向富林逃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