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吴钩
在宋代发达的商业中，有一类贸易值得我们特别指出来；在宋朝商人群体中，有一类商人的兴起意义重大。这类贸易便是建立在航海基础上的海外贸易，宋人称之为“市舶”；这类商人便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贾，宋人称之为“海商”。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盛
宋代之前，汉唐王朝的对外贸易主要建立在陆上丝绸之路之上，沿着陆上丝绸之路，西域胡商络绎而来。从中晚唐开始，海上丝绸之路也渐次繁忙起来，不少海外蕃商通过海路登陆广州，与唐朝商人展开贸易，以唐政府在广州创置市舶司为标志，意味着东南的海外贸易已吸引了朝廷的注意力。不过，唐王朝的对外贸易重心还是在陆上丝绸之路，市舶只局限于广州一隅，规模不大。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盛，出现在宋代。
在宋代，从东北方的胶州湾，到中部的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再到南部的广州湾、琼州海峡，布满开展市舶的港口，宋人说，“今天下沿海州郡，自东北而西南，其行至钦州止矣。沿海州郡，类有市舶。”
众多港口城市当中，密州、明州、杭州、泉州、广州均设有市舶司。市舶司相当于今天的海关，其职能包括：“阅货”（检查进口商品），抽解（征收关税），博买（采购一部分蕃货），发放“公凭”（给海商发出海贸易许可证、给蕃商发完税凭证），查禁走私及违禁品，维修港口设施。市舶场则是最低层级的市舶机构，可能只具有抽税的单一职能。凡海商出海贸易，只要到市舶司办理好手续，领到“公凭”，便可满载商货，扬帆启程。凡蕃商来华贸易，或海商从远洋回货，一般亦在设有市舶机构的港口入关，完成抽解与博买手续，然后便可自由交易。
宋政府鼓励海商积极出洋贸易。每年十月至十一月，主管海外贸易的各处市舶机构与沿海地方政府照例要举行“遣舶祈风”的祭祀仪式；四月份则举行“回舶祈风”的仪式。官方主持祈风，其意义不在于祈祷是否更为灵验，而是表明政府的态度：国家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都祈愿上苍保佑航海平安。
在宋朝的东南沿海地区，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不计其数：“贩海之商，无非豪富之民，江、淮、闽、浙处处有之”，“豪富之民”是大海商，财大气粗，自备有大海船，从市舶中获取的利润最厚，如泉州人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另一位泉州海商朱纺，自任纲首（船长），远航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经商，“往返不期年，获利百倍”。大海商也会雇佣“职业经理人”带领船队出海，自己并不涉洋。
大海商之外，又有中小海商，他们主要是生活在沿海州县的一般“海船户”。宋朝的海船户有上、中、下户之分，上户为大海商；中下户为中小海商，占海船户的大多数：“大抵海船之家，少中上户，轻声射利，仅活妻孥者皆是”；“平时海舟欲有所向，必先计物货，选择水手，修葺器具，经时阅月，略无不备，然后敢动”。
生活在海边的升斗小民，虽然不具贩货出海的财力、物力，但他们同样有参与海舶的渠道：“盖因有海商，或是乡人，或是知识，海上之民无不与之相熟。所谓‘带泄者’，乃以钱附搭其船，转相结托，以买蕃货而归，少或十贯，多或百贯，常获数倍之货。”有点像时下颇为流行的“众筹”。
开放的市舶制度、多样化的参与渠道、诱人的商业利润，吸引了大量宋朝子民加入贩海的行列。那么宋朝海商的总体规模大概有多大呢？宋人说，“凡贩海者，以百人为率”；“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可知宋人航海所用的商船，载客量在100人以上。以两浙、福建、两广三路各有300艘商船扬帆出海计算（这是保守估算），粗略估算下来，直接参与航海的宋朝海商，少说也有10万人之众。
宋朝海商不但规模大、人数多，而且足迹遍布东南亚与印度洋，远抵非洲东海岸。19世纪以来，非洲的摩加迪沙、桑给巴尔岛、基尔瓦岛、马菲亚岛等，都曾发掘出宋代铜钱；在福斯塔特、埃得哈布港、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地区，也发现了大量宋代瓷器碎片。这些宋朝铜钱与瓷器应该就是宋朝的远洋商船带来的。
宋代可谓中国的“大航海”时代
随着宋朝海商的崛起，原来由阿拉伯商人控制航线的印度洋，此时已成为大宋商船的天下，“13世纪初，中国拥有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所以从阿拉伯人手中夺走了大部分的海上贸易”。宋代可谓中国的“大航海”时代。
宋政府不但鼓励中国的海商出洋贸易，也欢迎海外的蕃商来华做生意。历代王朝的对外关系多重朝贡而轻市舶，宋王朝的态度却恰恰相反：重市舶而轻朝贡。这是因为，四海入贡固然很风光，很有面子，但从经济的角度看，是非常不划算的：不但要“优与回赐”，而且，贡使入境后的食宿、路费都例由朝廷负责，贡品还不能收税。宋人坦率地说，蕃国入贡，“朝廷无丝毫之益，而远人获不赀之财”，得不偿失。
宋代有两条法律，我们放到一起来看，便会发现宋政府对于朝贡与市舶态度的反差之大：一条法律说，“海舶擅载外国入贡者，徒二年，财物没官”，严厉禁止出海的宋朝海商搭载外国入贡者来华；另一条法律说，“如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如果海商搭载蕃商前来大宋互市，则受宋政府欢迎。
南宋绍兴年间，有一个叫蒲亚里的阿拉伯富商，娶了一名宋朝官员的妹妹为妻，在广州定居下来。宋高宗得悉这一情况后，指示广州官员“劝诱蒲亚里归国”。是宋朝不欢迎阿拉伯商人吗？当然不是。而是因为，蒲亚里在中国定居后便不再从事外贸了，宋政府希望他回国招揽蕃商，“往来干运蕃货”。
蕃商的在华合法贸易、商业利益、财产权与居留权，当然受宋朝法律保护。按宋朝市舶法，“自来，海外诸国蕃客将宝货渡海赴广州市舶务抽解，与民间交易，听其往还，许其居止”。蕃商只要依法在市舶司报关、完成纳税手续之后，便可往还他处，自由贩卖蕃货，或者在华居留。两宋时期，在华居住的蕃商很多，他们自称“住唐”，实际就是“住宋”。宋政府还在广州、泉州等蕃商云集的城市，拨出专门的住宅区供蕃客聚居，人称“蕃坊”“蕃人巷”。
得益于海商、蕃商的跋涉往还，宋代的市舶之盛，不但远远超过了之前的唐王朝，也是之后的明王朝望尘莫及的。每一年的冬季，北风南吹，数以万计的宋朝海商驾着满载瓷器、陶器、丝绸、布帛、漆器、工艺品、茶叶、果脯等商货的海船，挂起风帆，从各个港口出发，驶往大洋深处；春夏季节，风从南方来，又有一艘艘满载香料、象牙、犀角、珍珠、皮货、胡椒、苏木、硫黄等蕃货的各国蕃船，陆续来到宋朝港口住舶交易。
如此盛况，恰如一首宋诗所形容：“涨海声中万国商”。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唐诗描述的另一种盛况：“万国衣冠拜冕旒”。如果说，“万国衣冠拜冕旒”反映了朝贡体制下的政治荣耀，那么“涨海声中万国商”体现的便是通商体制下的商业繁华。“万国衣冠拜冕旒”是传统的，“涨海声中万国商”则显示出一种近代性。
（作者为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