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秦始皇的推崇人所共知，正是基于对千年的历史经验和中国人百年的建国历程的认知。对于新中国来说，作为后发国家，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立足和生存，又要解决历史欠账，追求现代化目标，必须整合国家力量，并防范外部的对共同体的窥伺力量，同时反对内部的离心倾向——所以，反地方主义一直是中央政府的重要任务。七十年代的评法批儒，抛开具体情境，可以看作是对这一历史主题的回应。应该说，对于这一段思想运动，孙皓晖不会陌生，它的学术成果也潜在地构成了他的精神资源和思想底色。无须奇怪，孙皓晖为何会把反秦的老六国的力量描绘成反面形象，它们代表了复辟封建旧时代的反动势力，项羽与张良都成了负面形象。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明白，《大秦帝国》还是一个现代中国的起源的历史隐喻。不难理解，小说的起点为何是少梁之战，秦献公中箭重伤而死，强魏压境，东方诸国虎视眈眈，秦国面临灭国之灾，新继位的嬴渠梁（秦孝公）被迫屈辱求和，从此开始了秦国艰苦卓绝的崛起之路。这不是现代史的象征么？

但是，《大秦帝国》主要所要回应的还是当下的历史情势和现实问题。由于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中国所面对的危机与霍布斯的时代颇为相似，内部的国家认同和政治统一，以及外部的守卫共同体安全，仍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任务。而且，在这个时代，二者紧密相联，互相触发，外部的危机也不仅仅指军事压力、殖民入侵和肢解国家，还包括海外经济、能源通道的安全和地缘政治利益。强国的蛮横，失败国家人民的惨状，恐怖主义和种族分裂所造成的破坏，充斥着日常媒体，提示着利维坦的重要性，不管是国内的中产阶级，还是普通民众，为了守卫自己的利益，都普遍希望民族国家强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绍光、胡鞍刚等人从世纪之交就提出要提高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以强化国家能力（它所直接针对的还包括八十年代以来的地方分权所导致的流弊，这也是新时代的“封建”问题。）中国模式论和种种被称为国家主义的论说成为官方民间普遍欢迎的理论，各种对抗西方现代性的文明中国论才应运而生。

在这一背景下，《大秦帝国》也开始了它持续十余年至今的热销过程。它应和着社会的政治无意识，契和了公众的恐惧，承载了他们的隐秘的梦想与希冀，以极强的带入感，激起了强烈的阅读快感。其实，它并非个案，如果我们扫瞄一下近二十年来的文艺创作，将不难发现这一系列的作品其实构成了一条隐约的线索。由于诉诸于大众的体验，它们大多采取了大众文化的戏剧性模式——这也和“纯文学”不接地气，仍沉溺于八十年代以来的现代主义文学成规有关。不管怎样，当“纯文学”仍沉浸在个人化的人性叙述中浅吟低唱时，所谓通俗文艺已经以便捷的手段直抵时代问题，给出了意识形态性的想象性满足，当然，其中也不乏深刻的洞见和敏锐的思考。这批作品大抵包括《汉武大帝》、《贞观长歌》、《狼图腾》、《亮剑》、《战狼》、《红海行动》以及网络穿越小说《新宋》《窃明》《篡清》《异时空之中国崛起》等等，其中最为精彩和奇妙的是《三体》，它将不同国家、种族和文明相互冲突的自然状态，推到了无限大的时间空间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