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市场的视角而言，近年来内地电影市场以票房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让片商追求多元化的文化风格，丰富的电影题材，考虑受众的实际需求，成为一种良性状况的市场进步行为，致使片商从本土视角再现港片文化风格的愿望日趋强烈。

在电影制作创新意义上，影片为破除“文化折扣”魔咒，以“自己人”可以接受的逻辑，或者说电影审查体制机制能够理解的范畴，讲述了想象中久违的香港警匪故事，这或许是惟一值得认可的本土化创新之处，此外在技术与叙事意义上乏善可陈。

对于技术运用而言，除了刀光剑影、疲于奔命、赛车追逐中的“蒙太奇”技术应用，影片无处发现好莱坞技术“奇观”，哪怕“子弹时间”技术的延时审美体验，亦或是武斗枪战戏份中融入技术元素的构思创意，仅仅是传统学院派电影拍摄技法的全景展示。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电影重伦理叙事、轻技术应用的思维定势和现实状况。对于叙事结构设计而言，采用了直叙一贯到底的方式，辅以插叙主人公陈子龙的人生“回忆”，以便让剧情叙事更完整、更饱满。

影片没有设计太多的伏笔和悬疑，甚至陈子龙的卧底身份也提前亮底，影迷期待的“阴谋论”或“终极时刻”化为乌有。影片叙事趋同于《虎胆龙威》系列，在刀光剑影、擒拿格斗、步步惊心、扣人心弦且不断变化的荧屏故事中推进叙事过程。

犹如一个“眼睛跟不上屏幕的视觉文化产品”，只是实现过程不是倚靠技术特效的展示，而是以一种落伍的电影制作模式或变通技法，即剧情叙事节奏的提速来实现的。

此外，在影片创设的文化语境中，力求呈现香港警匪片特有的“古惑仔”和“大排档”形象，不论是在香港街区这一文化身份的界定和表达上，还是长毛熊、波王坤（坤哥）、成哥、大声发等角色的命名和行为上，均力求再现纯正的港式文化风格。

其中也掺杂了港式与内地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镜像，具体反映到陈子龙与内地警察方静的认识分歧以及做事风格的迥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