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华 看这标题，不少人怕要吃一惊吧？怎么，林老师跟山口百惠套上近乎了？ 日前，河南一家出版社忽然来电，要我帮忙校对山口百惠新书《时间的花束》译稿。山口百惠是日本20世纪80年代红得不能再红的明星，多年前写过回忆录《苍茫时分》，这回写的是《时间的花束》——由时分而时间，续集？但我很快失望了。《时间的花束》讲的是拼布。拼布？电话中听了几遍才勉强听明白：拼布，就是把很多零碎布拼在一起，接在一起，缝在一起。手工艺，针线活儿。我倒是也“拼”，拼字，拿着笔在稿纸上把一个个字拼在一起。但拼字和拼布不是一回事儿。然而两天过后，我还是答应下来了。这是因为，无论山口百惠还是针线活儿，其实都跟我有关，相当有关。 先说山口百惠。恕我动辄显摆，作为翻译匠，我不仅翻译过村上春树，还翻译过山口百惠，翻译过她主演的日本电视连续剧《命运》。36年前译的，1984年。那时我在广州的暨南大学当日语老师。教研室有一位名叫禹昌夏的年长同事，他翻译了日本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血疑》，后向广东电视台推荐我接手翻译《血疑》的姐妹篇《命运》——在《命运》中我遇见了山口百惠。荧屏上的她年方18岁，真是漂亮。尤其露出两颗小虎牙淡淡暖暖地一笑，就好像所有女生都对着我笑，甚至整个校园都在向我眉开眼笑。借用村上春树的说法，“就好像厚厚的云层裂开了，一线阳光从那里流溢下来，把大地特选的空间照得一片灿烂。” 《命运》共28集，每集45分钟。我译，广东话剧院配音。边译边配，每星期必须译出一集。电视剧翻译和小说翻译不同。一要考虑对口形，至少每句话开头一个音、结尾一个音是张口还是闭口要对上；二是要对时长。举个例子，日语“ほんとう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如果只译为“多谢”，那么时间长度就对不上了——“多谢”音落无声了而演员嘴唇仍在动，观众看了势必诧异。因此，译起来格外费斟酌。有时取稿的人来了，我的笔仍在动。这么着，去电视台看原版片时，山口百惠那略微上翘一开一合的红润嘴唇和偶尔闪露的小虎牙，就分外执着地烙在了我的眼帘。我比山口百惠大几岁，同是“50后”。她正值妙龄，我呢，仍带着一小截青春尾巴——可能也是因为这点，翻译当中眼前总是一闪一闪晃动着山口百惠急匆匆的嘴唇和白晶晶的虎牙，使得所住一楼窗外灰头土脸的马尾松也好像挂了“满天星”圣诞彩灯一样闪闪烁烁。回想之下，那真是一段奇妙的岁月——一个中国男人眼前总是出现那个异国少女美丽姣好的脸庞，尤其是脸庞下端的特定部位。 必须承认，与山口百惠的相遇给我带来了人生转机——她主演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的命运。 首先是翻译上的。《命运》是我第一部够规模有影响的译作。是的，说狂妄也罢，当时我就对自己的中文、日文水平充满自信，加上正左顾右盼急切地寻找人生“围城”的突围方向，很想通过课余翻译尝试突围的可能。那之前倒也发表了若干短篇和散文译作，但没什么影响。而翻译的《命运》播出之后，别人告诉我，就连轻易不夸人的暨大中文系主任饶芃子教授（饶宗颐本家）都夸说译得好（后来她曾要我跟她读博）。从此翻译稿约可谓源源不断，不必自己栖栖惶惶、战战兢兢敲门自荐了。可以说是一炮打响，破城突围。 其次是经济上的。那时我研究生毕业当老师才两年时间，每月工资好像不是71元9角就是79元1角。自己的小家成立不久，乡下老家有贫穷的父母和一大堆弟弟、妹妹。自己身上的衣服大多是在学校后门地摊上挑便宜的买的——穿地摊衣服站在讲台上给花枝招展的港澳侨生上课，师道尊严想不打折扣也难。至于家里的电器，除了几个傻里傻气的电灯泡，就是一台呆头呆脑的电风扇。28集电视连续剧，每集稿酬50元，总共1400元。用一半买了电冰箱，用另一半再添若干买了电视机。记得《命运》刚播出的时候，家里还没电视机，只好跑去一位同事家里看——作为初出茅庐的译者，我是多么想确认自己笔下的语句从山口百惠嘴里说出的那一特殊时刻啊！如此看了几集之后，终于有了自己的电视机，可以心安理得歪在家里看了，着实觉得幸福得不得了。也就是说，山口百惠让我脱贫了，一举脱贫！ 第三是名声上的。广东电视台1985年播出后，《命运》陆续在全国播出。我老家所在的吉林省也播出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有电视的人家少而又少，我老家那里好像只有生产大队（村部）有一台，放在兼作小学操场的院子里。好在是夏天，晚饭后村民们像看电影似的从四面八方赶去那里看《命运》。很少凑热闹的母亲也场场都去，跑二里路也去（后来她对我说“再忙也去！”）。祖父也去。当荧屏上单独出现“译者林少华”五个字的时候，念过三年私塾的祖父一次兴奋得大声喊道：“看，林少华，那可是我大孙子、我大孙子！”你别说，起初乡亲们真有人不大相信那就是曾经和他们一起铲地、割地的林家大小子，而以为是和我重名的哪个人。这就是说，山口百惠让我一译成名！而成名最让我欣慰的，是我的祖父、我的母亲因此感到脸上有光。 一炮打响、一举脱贫、一译成名，这都是我和山口百惠“相遇”的结果。前面说了，当时荧屏上的她才18岁，荧屏外的我30刚出头。没想到，36年后又“相遇”了，在《时间的花束》这本以彩图为主的书中。她年届花甲，我渐近古稀，真正的人生“苍茫时分”。偶然？巧合？命运？ 平心而论，书中60岁的山口百惠看上去远远不到60岁，当然也远远不复十八模样。她不再演剧，不再唱歌，而是做拼布，做针线活儿。那么，下面就顺便说几句针线活儿。是的，针线活儿也和我有关。 其实不仅和我有关，而且和年纪大些的每一个人都有关，甚至和我们整个民族密切相关。不妨断言，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农耕民族来说，历史上最重要的不外乎两件事：犁锄耕种和针线缝织。前者生产粮食以果腹，后者纺衣制衣以蔽体。庶几不致挨饿受冻，延续后代。做针线活儿的当然是女性：母亲、妻子。喏，“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唐·孟郊）写的是母亲，对慈母的感恩；“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宋·贺铸）写的是妻子，对亡妻的怀念；“向来多少泪，都染手缝衣”（清·彭桂）写的当是所有女性，对其辛劳的刻骨铭心。针是那么小，线是那么细，而在女性、在母亲妻子手中却系着整个民族的冷暖。 我是穿着母亲针线缝的衣服长大的，直到上初中。不光是汗衫、外褂、裤衩、长裤，还有鞋。被褥就更不用说了。父亲在百里开外的公社（乡）工作，加上交通不便，一两个月才回一次家。平时只母亲带我们六个小孩儿生活。山村，冬夜，茅屋，土炕。雪打寒窗，残灯如豆。我们钻进被窝了，母亲一个人孤单单坐着，一针一线忙个不停。最辛苦的是做鞋时用细麻绳纳鞋底。先用锥子在硬邦邦的鞋底——用无数零碎片块儿拼起来粘好晾干又一层层粘在一起的鞋底上钻洞，再把针穿进洞拽出细麻绳。拽绳要用力气，发出咔哧、咔哧单调的声响。一双脚，一双鞋；六双脚，六双鞋。这要钻多少个洞，要拽多少次绳啊！母亲身体瘦弱，还常咳嗽。一阵咳嗽上来，几乎咳得喘不过气，母亲往往把头伏在手中的针线和鞋上，一声声干咳不止，身体缩成一团，单薄的棉衣上支起的双肩急剧地上下起伏不止——母亲那样的身影、那样的咳嗽声，是我童年、少年十几年里最揪心的痛…… 命运？我不敢再往下想了，赶紧打住。 最后，我要感谢山口百惠，感谢36年前的“相遇”，感谢36年后的“重逢”。

来源： 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