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说，“《鹿鼎记》毋宁是一部历史小说”，这样说似乎有些道理，因为小说中写到了顺治、康熙、鳌拜、索额图、吴三桂、郑成功、冯锡范、郑克臧、郑克爽、施琅、王进宝、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也写到了《明史》案、天地会、吴三桂造反、台湾地方政权覆灭、雅克萨之战及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这些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和发生过的事件。小说的视野也多在宫廷朝堂，而少在江湖民间；更重要的是，无论在庙堂还是在江湖，在宫廷还是在民间，小说着重展现的都是历史风貌。

然而，《鹿鼎记》果真只是一部“历史小说”吗？

实际上，与其说《鹿鼎记》是一部“历史小说”，还不如说是一部“反历史小说”。

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当然还是韦小宝这一主人公的存在。小说的主要情节，是讲述韦小宝的冒险和成功，从一个不学无术的扬州妓女的儿子成为少年康熙的挚友，进而成为康熙的第一大红人；从一个不折不扣的市井流氓成为满清朝廷的一等鹿鼎公。这样的故事情节在历史中是匪夷所思的，这样的人物和这样的故事，是金庸想象和虚构的产物，是艺术的“假定性”的产物。《鹿鼎记》所写，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对历史的“戏仿”；小说的写作方法，与其说是历史的纪实，不如说是“戏说历史”。

这部小说的小说名叫《鹿鼎记》，自然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鹿鼎记》记什么？对此，肯定有不同的理解，或者不同的解释。

小说的开头第一回，就出现了黄宗羲和自己儿子吕葆中的对话，其中说到“人为鼎镬，我为糜鹿”，也就是说人家是锅，我们是锅里的肉。这里的人家，当然是说有权有势的人，指统治者或统治阶级。而“我们”，自然指平民百姓。这一回中，还有一种相似的解释， 那就是“问鼎中原” 和“逐鹿中原”，将江山社稷形容为“鼎”，而将黎民百姓形容为“鹿”，意思还是与上述“人为鼎镬，我为麋鹿”相同。这是对中国古代历史及文化社会实质的一种最直接、也是最明显的指斥。在这一意义上，小说有着揭露中国历史的功能。

如果阅读了这部小说，就会发现，对《鹿鼎记》中的“鹿鼎”还有其他的解释，那就是小说中出现了鹿鼎山，是满清王朝的藏宝之地，号称满清龙脉，而小说中人物追寻和抢夺的《四十二章经》的书皮中就藏有鹿鼎山的地图碎片。小说中的八部《四十二章经》最后全都为韦小宝所得，但他并没有去掘宝，更没有去挖断满清的龙脉，相反，他是代表满清王朝带兵出征，将鹿鼎山从俄国士兵手中夺了回来，在俄语中，鹿鼎山称为“高助略山”。更有意思的是，韦小宝的爵位名称，也从开始的通吃伯、通吃侯晋升为鹿鼎公，这是表彰他保卫鹿鼎山的功劳。也就是说，鹿鼎山，变成了国家的象征，这一象征超越了民族，也超越了国内的阶级和政治。在这一思路中，有两点是非常明显的，第一点是，所谓鹿鼎山藏宝的故事，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韦小宝保卫鹿鼎山，也是一种明显的虚构和传奇。第二点是，让韦小宝成为保护国家命脉、保卫国家利益的代表，明显有传奇的意味，简单说，就是开玩笑，是反讽，是颠覆。因为我们熟知的历史，不是这个样子的。

总之，《鹿鼎记》不是一部纯粹的武侠小说，金庸在他的这部封笔之作中，倾注了更多的“反历史”甚至是“反武侠”思想意识，使得这部小说的整体风貌与金庸之前的作品完全不同。如果读不懂《鹿鼎记》的这层意思，那便不能真正理解这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