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宇之间带着亦正亦邪的气息，说不上于滨到底适合演何种类型的角色，事实上连他自己也敲不定。仔细阅读他所出演的角色，有“罪恶的发动机”，也有充满爱与梦想的血性男儿。曾有人说，演员即要毁灭自己，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新”人，于滨却并不认同，“就像驾驶，再好的车也要控制它，不可能任由油门踩到底。同样，再好的角色再好的戏也需要自己去控制。找到合适自己、合适角色的那个点，并不是完全把自己打乱。”方寸之间，游刃有余，恐怕这便是于滨的表演之道。
信仰，是一个抽象的词儿，很难用具体的字句解释清楚。现代人的信仰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渐渐变得模糊不清晰，缺少信仰的生命大概是可悲的。
《乌鲁木齐的天空》。这是一部令人期待的作品，处于动荡年代人们对艺术、情感的压抑无法得到释放，爱情、信仰被放大数倍。片中，于滨饰演一名获罪的流浪画家“刘沛”，缘起几张裸体素描，定罪，劳改，因伤导致右手残疾。他是那个年代先锋画家的代表，亦是那个时代不幸的牺牲品。
于滨认定这个角色，他说，这是一个有信仰、有报复的年轻人。时代赋予他坎坷的命运，但也未见得他低头。“一个人对待自己的工作和职业有信仰，超越于热爱，这会让他取得更大的成绩，享受更大的快乐。我相信信仰是支撑生命的动力，是超越生命的热情。”
1972年，意大利现代主义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曾拍摄过一部名为《中国》的纪录片，这部作品带有争议，却也算详实。于滨记得作者多年后重游中国时这样一句话：“中国的进步在于每一个人表情的变化，而并非物质。早时人们脸上表情生硬，没有变化，而现在却大不相同。”
于滨讲，“刘沛”那个年代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外冷内热。所有的情绪和向往都积压在内心得不到释放。“其实我国很多优秀作品都产生于那个年代，包括余华的、崔健的。那时候中国人整体色调是黑灰蓝，单一并且整齐，但他们内心会有很强烈的涌动。就像‘刘沛’，对爱情的认识，对职业的追求，都闷在心里。为此我反复看了很多遍《中国》，去体会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状态和自我矛盾的感觉。”
问他，假如在那个情景之下，你大概也如同“刘沛”一般坚持心中信仰吧？“当然是这样，于我来讲，表演是我一定要坚持从事的职业。”
十七八岁，一腔热血，于滨独自来到北京。北京与想象中的样子相差无几，地标天安门广场，而更重要的是中央戏曲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在那一刻，我们相信，他闻到了梦想的气味，或许是那种混着胶片和剧本纸张的味道。“就如同中国健儿夺金的瞬间，所有不为人知的艰辛都值得，在那一刻，体会到内心真实的兴奋与快乐。”
考上北电的第一年是于滨最难熬的时期。身边同学有底子好的，有拍过戏的，几乎全班垫底儿的成绩让于滨开始了深深的自我质疑。用老师的话来说，他属于“脸谱化”表演，挤眉弄眼，没摸到门，什么都不会。“但到了大二突然又第一名了。这让我觉得表演不像背单词，它像是一层层的窗户纸，是个递进的过程。开窍之前，永远会觉得自己蠢笨，真开了窍，就越发自在了。”
刚踏入校园时，太多曲高和寡的影片令学子们头皮发麻，四年后竟惊奇的发现，这些绝对堪称经典。“这是什么？这便是校园文化。那些堪称经典的片子，有看多少遍都不会腻。再嚼一次还是有滋有味。像《美国往事》、《教父》，自己都没想到居然看了十几遍之多。这便是学校所给予你的，潜移默化的进步。”
但凡踏进演艺圈，说不在意名利是不现实的。于滨认真讲，这与你在意与否无关，演员这个职业由不得你低调。确实，身为一名影视表演者，某种意义上讲被观众记得是一种职责。好比平时生活中被人问到，你是做什么职业，内心就会很不自在，“这说明你的工作并不成功。”
演好人或者坏人对于于滨来说，并没有明确的规则，对角色有认同这是第一位，也是对自己的责任。坏人演的好，被“拍板砖”是观众给予的好评。“像陈强老师，由于饰演的‘黄世仁’太逼真太招人恨了，以至于台下的小战士向天鸣枪了。难道这是他演的太差了吗？当然不是。就像讲故事一样，要能给你的观众、听众带进去，这是一个演员的职责所在。”
另外一点，于滨讲是对观众的责任。不论做什么职业，记者也好，演员也罢，前期功课是必不可少的。越研究的透彻，对自己有期盼的人才越负责。于滨说，自己觉得最奢侈的拍戏方式像好莱坞一样，一年拍一部片子。其中半年的时间用来做准备，剩下半年时间再去演。“这里又提到一位老师，于是之先生。很早以前，老三国曾邀他拍诸葛亮，但得三个月后就要演，于老师拒绝了。他告诉制片方，提前两年才能接这个角色，自己需要做大量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于滨解释，这些老艺术家对自己的认真和对观众的负责，是作为晚辈的艺人应该学习的。“这样的状态对整个行业也是有要求的。一点点在进步，我们值得期盼的东西就越清晰。”
熟悉于滨的人都应当记得《纸醉金迷》这部作品，他所饰演的“宋玉生”可谓是演艺生涯中极具代表的角色。一颦一笑，足下步履和于滨本人有着极大的反差，演惯了铮铮铁骨，倏地拿捏起男旦的把式还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那段时间，家里、车里、宾馆里全是戏曲的音频资料，兰花指、走路的姿态折磨得于滨寝食难安。
于滨回忆，险些这个角色自己就不买单了。尽管请了一个老师，手眼身法地去学，还是太没有把握。“第一个镜头我连路都不会走了。拍完第一场，我感觉别人都等着看乐儿，自己能觉出有多差劲。”于滨跑过去问高希希导演，话都变得语无伦次：“导演，要不，我这个……”但令人意外的是，高导只是简单地说“挺好挺好”，就又去指导灯光摄像的细节了。
以往人们印象中导演多是严苛的，于滨说，高导给人的印象却并非如此。《纸醉金迷》的事让他特别感动，“当时无论高导说什么都会让我更紧张，更无助。表扬的话，这不太合实际；批评我，我心里也更没底。你知道演员都是很脆弱的，在塑造角色的时候。是需要认同的，这方面来讲，高导不太会给演员压力。”
其实，于滨与高希希导演的合作早在2001年《花非花》便开始了。之后的几部作品，包括《幸福像花儿一样》、《甜蜜蜜》、《三国》等等于滨的表演都受到好评。岁月荏苒，十年时间令两个男人从浅显的工作关系升级为互信互敬的好搭档。“我和高导之间的默契，好像兄弟，好像师生，又像家人和孩子。我尊敬他，尊重他，热爱他。”
在《甜蜜蜜》中，“张军”一角可算是坏到了极致，可于滨说，一开始这个“坏”并不成立。他反复和高导进行探讨，决定给这个角色找个坏的理由。“ ‘张军’跟‘雷雷’吵架，让‘雷雷’照着裆踢一脚，一下这变成他一生的阴影。这么一来，所有的坏在张军身上都成立了，也找到精神支柱了。”这个决定得到了高希希导演的肯定，于滨感到前所未有的认同感。
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成功很大意义上得益于良师的栽培、益友的扶持。于滨庆幸自己遇到高希希，从他身上自己学到了很多。他说上学时候老师就教给自己，毕了业出门脸上不要写着“演员”两个字，真正到境界的人是不需要这些的。然而从高导身上，他便看到了这一点：“高导是一个最不‘像’导演的导演。他不带导演的范儿，也不拿劲儿。如果你不认识他，和他聊天，绝不会猜出他是做什么的。这只是他的职业而已，我们每个人也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