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三句话长度的《平权修正案》，在她的解读下，被妖魔化成了让女孩被征兵、哺乳期母亲被迫外出工作、厕所不再分性别的过激法案。

在70年代的美国，产假津贴、堕胎权、同工同酬等问题尚还迟迟得不到解决，施拉夫利却已讨论起了厕所不分性别的危害，未免过于荒唐。

但施拉夫利很聪明，她并非不懂《平权修正案》的用意，但她通过用通俗的语言描绘出一些极端情境，将抽象的法条歪曲和具象化为了主妇们的噩梦，从而成功煽动起她们反对的呼声。

实际上，施拉夫利声称《平权修正案》会破坏美国正统的家庭观念，但她本人的生活也与她所宣扬的“传统家庭”相差甚远。施拉夫利的两面性，她独特的思维方式，她的感染力，都使得她成为了一位危险的对手。

凯特·布兰切特的母亲在听说女儿要出演这个角色时，十分不理解地问她：“你究竟为什么想要演她？”

而凯特回答：“就因为你问的这个问题。我想要了解她是怎样一个人。”

再来看看施拉夫利的对手们，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者的代表人物。

首先，是“门面人物”，由罗丝·伯恩饰演的格洛莉亚·斯坦纳姆。她是剧集中除施拉夫利外着墨最多的人物，也是女权主义者们的核心人物。

她在剧中简直不能更酷，有着标志性的发型与眼镜，并且言辞往往一针见血，不惧于为她相信的话题发声。

格洛莉亚很早就开始呼吁堕胎自由，而当同僚指出这个话题对当今社会来说太过激进时，她直言质问：“我们还要给人们多少时间去适应改变？在我们等待的时候，还会有多少女性会死于拙劣的非法堕胎手术，又有多少女性被迫生下养不起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