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梆子老太》被收集在陈忠实自选小说集《蓝袍先生》里，在里面，陈忠实塑造了一个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四清文革运动期间大背景下，在新旧思想交替下，以梆子村老太为代表的农村妇女形象，刻画了其在社会变革中的心理历程及悲惨结局。

01.甘为生育工具的女性，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黄桂英（梆子老太）出身贫苦，自幼被定给梆子井村的胡景荣当媳妇。成亲以来，尽管她勤勤恳恳地做着媳妇本分，但三五年内没生下一子半女，也因此成了乡里之间议论纷纷的对象。结婚十年，婆婆和丈夫胡景荣为她寻遍了各种名医，吃了无数个偏方，但梆子老太的肚子依然没有丝毫动静。后来，婆婆过世，夫妻两人面对现实，抱养了一对儿女回来继后香火。孩子是有了，但是梆子老太不能生儿育女的这个人生遗憾却是无法解除。她不能忘怀，当年阿婆领着她求神乞子路上的那种怨恨眼光，以及丈夫对她的冷漠和鄙视。当清楚得知自己不能生育的事实后，她自觉自己低人一等，和丈夫、阿婆说话，有一种无法克服的理亏气短，和村里乡里说话，也有一种无法排除的不如人感觉。

自古以来，不孝为三无后为大。娶妻过门，不能繁衍子嗣，在古代，都会认为是女方没能尽好妻子职责，为夫家完成传宗接代继后香火的重担。比如，在上一年热播的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面，就写了名门淑女盛淑兰下嫁乡秀才孙志高的故事。盛淑兰与孙志高结婚三年，被怪罪无所出，面对恶毒婆婆，每天还不得不忍气吞声，一味隐忍。但她的善良和忍让，却没有得到夫家体贴，反而是促造了恶毒婆婆讥讽，丈夫盛气凌人，背地里与娼妓厮混。最终，她选择反抗，在娘家的支持下，对孙志高提出和离。这是一个进步女性形象，但在封建礼教森严的时代，做得到的却廖廖无几。

在《梆子老太》中，梆子老太并没有选择反抗，而是顺从了命运的安排，这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在新中国成立后，处于男女地位极其不平等的生存环境中，依然甘心地过着被驯化的人性生活。她不懂得为自己平反，更是将一切过错放在自己身上，选择默默承受。日积月累，这种心理压力使得她的性格慢慢走向扭曲，向悲剧边缘滑落。

02.嫉妒心理，是绕不过去的人性弱点。

在小说开头，对于梆子老太这个形象，作者还是给予她较多正面肯定的：勤劳、孝顺、节俭，是庄稼院里过日子的可靠人手！虽然有些美中不足的缺点，像针线活做得不好，厨房手艺也一般，但是她却会像男人家一样干庄稼活，而且做得丝毫不含糊，要比一般男人都要好！如此看来，在梆子老太的性格里面，整体色彩还是明亮向上的，让人感到积极健康。但不能生育这个人生遗憾，却引发了她最“致命”的性格弱点：盼人穷。

“盼人穷”是什么？通俗点讲，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嫉妒。从心理学来说，嫉妒是一种持续发酵且复杂的情绪，一般人在情绪激动时，尤其会受到嫉妒心理影响，甚至不考虑真正的事实，而做出冲动的行为。轻微的易妒心理，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来克服，但是过激的嫉妒，却可以转化为人性的阴暗面，产生巨大*伤力。梆子老太就是这样。

俗话说：亲巴亲好，邻巴邻好。但对于长期处于乡邻眼光夹缝里生存的黄桂英来说，显然她不是这样想的。无法生育的事实，让她在审视身边的人和生活上，自觉加上了一层滤镜，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习惯性偏见：我没有价值，一点也得不到他们的尊重。这层核心认知的，就像一副有色眼镜，使得她在看待周围的人和事情时，常常混淆了事实的真相。

感慨命运的不公，抱怨人生的不如意，包裹着恨意的心灵，自然也看不到这个周边的真善美。她盼望着，自己无能，别人也无能；自己受穷，旁人比自己更穷；自己倒霉，别人更加倒霉……

出于好奇和嫉妒心理，她由自己的不如意，转向变成对他人行为的揣测、判断，她嚼舌根，传是非，传胡学文媳妇三年不开怀，让新媳妇在乡里前失了面子；传小学教员胡学文写反动文章，害得胡学文被教育局彻查处分；举报王木匠家吃饺子的不实，害得王木匠家丢失了得到救济粮的机会；举报胡振汉高价销售红苕，使得胡振汉变成投机倒把暴发户，三间新盖的瓦房被没收。梆子老太的声誉在梆子井村已经越来越臭，人格和名誉已经降到十分糟糕的地步，男人们不屑一顾，女人们不愿意和她碰个照面，她在梆子井村活成了独人。

这种源于嫉妒形成的判断偏见，其实就是一种面对不愿意承认的事实自我逃避心理。“采取任何行动都是为了阻止这些情况，就像溺水的人一样，因为害怕淹死而不断拍打水面来挣扎，但最后往往会因此而下沉。”

03.人性与时代的冲突，才是悲剧的根源。

梆子老太的故事，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的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们分有自己的田地，农民翻身当家做主，生活经济也有了好转。这个时候的中国，政府提倡男女平等，开展妇女解放运动，把旧社要受三从四德层层压迫，出门不敢仰头，进门不敢大声说话，整天围着锅头转的妇女解放出来，赋予她们掌握命运的自主权，她们和男人一样，可以平起平坐，获得更多的参政权、独立经济权和受教育的权利。但运动是积极向上的，人的思想却不是一时半会可以扭转的。

妇女解放运动开展后，梆子老太被当成杰出榜样，成了妇女劳动楷模，却在后期的四清文革运动中，成了政治斗争中被利用的对象。在她光荣地当上贫协主任，经她口口相传，道听途说上报的各种故事后，前任梆子井大队大队长胡振武被带上地主分子帽子，天天扫街；城里劳动先进者胡玉民被遣返到梆子井村进行劳动改造；胡选生的现役军人提上干部无望，梆子井村的村民们无一深受其害，整天过着如履薄冰的日子。梆子老太的存在，对全体村民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她的行为，连身边的丈夫和子女也对她的行为嗤之以鼻，冷漠处之。

梆子老太也是可怜的，一字不识，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仅有的思想认知，只是来源于她个体对事情和局势的盲目认知，让思想具有非常深刻的局限性，因此被盲目地卷入到阶级斗争运动来，成为了其中的牺牲品，最后落得死后被万人拒葬的悲剧下场。这种黄桂英式悲剧，仅仅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个人性格必然性和社会发展偶尔性等多种因素的产物。最后不得不说，这篇小说，揉合了人作为主体意识，与社会发展亲密相连又相互分离的双重矛盾，是一篇社会运动悲剧的展示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