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从波塔的出现，进入华金的家中展开了故事，华金与波塔的关系多次反转，华金与波塔从普通租户关系，到二人有好感流动，窃听发现波塔是盗窃犯头目的女友后，对波塔防备不信任到强行控制波塔，最后与波塔共情站在一条线上。

在加莱雷托与波塔的关系被华金撞破之前，波塔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积极向上、活泼开朗、勤快充满善意的形象，独自带着一个八岁的小女儿贝蒂，靠这份工作养活着二人。影片给波塔设定了脱衣舞娘的工作，在社会中处于底层低俗的职业身份，职业的争议性成为影片中一个悬念的存在。脱衣舞娘工作独自拉扯孩子的年轻女人，在得知了单身残疾男人有一栋价值几百万的房产之后，波塔热情主动的与华金聊天，给华金准备生日的惊喜，跳艳舞讨得华金欢心拉近二人的距离。波塔的行为带有明显的目的指向，二人是否会产生关系的变质，是影片通过一些巧妙的细节所引发的联想。

抛开波塔“主动”的表象，主动背后的目的指向是影片的重要的转折，是故事情节的另一个隐藏副本一般的存在。波塔独立、主动的背后，是被加莱雷托控制的客体身份。在加莱雷托的暴戾和强势的压迫下，波塔独自一人的脆弱无助、敏感失控凸显，与为了孩子的坚强与反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看似为母则刚的背后，波塔作为女性的形象，不断在愚和勇之间摇摆不定，女性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成为了影片里决定影响男性的重要指针。波塔出现在隧道地下室的“坏事”行为，加莱雷托一行人伪装警察直接进入华金家中，加莱雷托与华金的生死悬殊的紧张对话中，贝蒂的突然出现成为了华金谎言的漏洞。影片中仅有出场的两个女性，在影片中是“失智”地被观看对象，成为男性权威下无处藏身的存在。

2、悬疑设定下的逻辑悖论

影片中隧道、地下室、窃听、偷窥以及紧张的人物关系，构成了影片的悬念所在。加莱雷托出场之后，故事走向从一个单身独居男人和带女儿的性感舞娘的暧昧关系，直接跳到另一个盗窃的故事情节中。盗窃情节基础上放大，直指警匪一家的黑暗腐败的社会现象，最终小人物凭借高智商和果敢冷静，打破了复杂社会“灰色地带”的平衡，将丑陋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