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军关于建立集中营，拘留四行孤军的密令》中记载：“‘八百壮士’进入四行仓库的第二天，工部局便向租界各地段的军事指挥官下达密令：‘负责各个地段的指挥官有责任收缴中国士兵的武器，并护送他们进入集中营……’”

一、上海市政府决定将“八百壮士”撤至公共租界后转移出上海，然而，当“八百壮士”进入公共租界后，立即被英军缴械，所有官兵均被送往新加坡路的“孤军营”予以拘禁

1937年淞沪会战后期，蒋介石命令第八十八师留在上海坚守一块阵地。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为了保存实力，仅留该师第五二四团一个加强营，总共官兵452人，坚守四行仓库，这些官兵因号称800人，被世人称为“八百壮士”。

1937年10月26日，“八百壮士”进入四行仓库。上海公共租界害怕炮弹引起四行仓库附近的煤气贮存罐爆炸，尤其害怕日本将战火引向公共租界，再三请求中国政府下令将“八百壮士”撤离四行仓库。

上海市政府与公共租界工部局进行了协商，决定将这支部队暂时撤至公共租界，然后转移出上海。

10月31日凌晨，“八百壮士”撤退完毕。然而，当他们进入公共租界后，立即被英军缴械，所有官兵均被送往新加坡路的“孤军营”予以拘禁。

二、“八百壮士”为何没能撤出上海，工部局又是什么地方？

《英军关于建立集中营，拘留四行孤军的密令》中记载：“‘八百壮士’进入四行仓库的第二天，工部局便向租界各地段的军事指挥官下达密令：‘负责各个地段的指挥官有责任收缴中国士兵的武器，并护送他们进入集中营……’”

《密令》中所说的工部局是什么地方呢？工部局是设置于上海公共租界内的最高行政机构。它有自己的警察、法庭、监狱等一套类似于政府的体系，进行市政建设、治安管理、征收赋税等行政管理活动，实质上担任着租界政府的角色。

工部局由董事会领导，外国人始终占董事会大多数席位。1928年，开始有华人进入董事会。1928年夏，何德奎专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会办，1937年升任副总办，成为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人物。

何德奎，何氏三杰之一。何氏三杰，说的是何炳松、何炳棣和何德奎。

何炳松，被誉为与梁启超齐名的“中国新史学派奠基人”；何炳棣，在第六届留美考试中名列第一，与杨振宁、李政道等同船赴美留学，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获博士学位；何德奎是他們的堂侄，1917年以教育部考试第一名赴美留学，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及硕士学位。因为金融方面的独特见解和卓尔不群的管理能力，他深得宋子文的赏识，和宋子文的私人关系比较好。

何德奎25岁就在哈佛大学完成了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业，这个学位，相当于我们今天常说的MBA。作为中国最早留洋的MBA，其含金量是不言而喻的。1928年，何德奎被聘为华人纳税会的英文秘书，同时也被南京国民政府聘为金融及外交方面几种委员会的顾问。抗日战争结束后，何德奎成为上海市副市长，不久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

“八百壮士”被拘后，中方立即与工部局进行交涉。但是，工部局以“中立原则”为由，拒绝按原来的协议，让“八百壮士”撤出上海。

与此相反，工部局对日本则表现了一副卑躬屈节的态度。“八百壮士”撤到公共租界的第二天，工部局便主动致函日本驻沪总领事。而在此之前，亦曾有过日军溃退到租界之事，然而，工部局既未收缴其武器，更未将其拘禁起来，而是让他们携械安全离开租界。

就这样，“八百壮士”拘禁在孤军营长达四年多。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开始。不久，日军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随即通知工部局，他们将接管中国“孤军营”，要求工部局交出“孤军营”官兵名单以及孤军的军械设备清单。工部局唯命是从。

12月29日，日军占领“孤军营”，“孤军”军官26名，士兵307名全部被日军押走。“八百壮士”从此沦为日军的阶下囚。

三、何德奎被告“附逆”

1946年9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参政会驻委会第九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原准备了好几个议题，但是，委员们几乎将所有时间都花在了讨论一个问题上，那就是“何德奎案”。

何德奎被检举“附逆”。

1937年，何德奎的身份是工部局副总办。因此，国民政府参政会认为，无论是“八百壮士”事件，或者是沦陷期间工部局的其他亲日行为，身在工部局的何德奎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参政会检举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何德奎有汉奸嫌疑。”

何德奎是在1946年7月19日被检举有汉奸嫌疑的，为何到了9月下旬，何德奎到底是不是汉奸还没有个定论呢？国民政府的肃奸行动向来以“快、准、狠”让汉奸们胆战心惊，为何此案却久悬未决呢？

因为此案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了争论。争论的焦点，首先是何德奎所在的工部局在抗战期间的行为到底符不符合汉奸的定义。

在此次争论中，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力挺何德奎。谢冠生认为，“构成汉奸因素有二：一为在伪组织担任职务，一为有通谋敌国行为。”以他为首的一方认为，何德奎当时所服务的工部局，属于国际性组织，虽然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占领租界，工部局亦被占领，但工部局在本质上仍然与敌伪组织是有区别的。此外，何德奎被告“附逆”还有一个依据，就是他曾经签署了关于采用伪敌教科书的公文。但是，这个公文，被何德奎留压了40多天，才在日方的压力下不得不签署，和主动通谋有区别。

而以何德奎案的提案人罗衡为首的一方认为，工部局在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就不能称作为国际组织，因为日本人控制工部局后，1942年1月，工部局英、美、荷籍公董全部辞职，而华人董事均奉国民政府命令退出，日本人冈崎胜男就任工部局总董。工部局就成为了日本人统治上海的工具，而非国际组织。而何德奎辞职的时间，却是在1943年六七月间，汪伪政权接手工部局时。换句话说，何德奎还是在其中为日本人服务了一年多时间。

谢冠生见争论升级，赶紧重述，工部局是否国际组织及何德奎有无通谋敌国行为等问题，个人意见并非判决书，详细结论要以法院审理判决为准。

四、没有结局

那么，何德奎案最后是什么结果呢？遗憾的是，在国民政府肃奸资料里，没有查到记录。

来源：《文史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