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元
2 “八百壮士”的说法怎么来的？
在四天四夜的战斗中，四行孤军的人数都是一个谜。那么当时参与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孤军人数究竟有多少？而八百人的数字又是从何而来？
关于10月28日晚将伤员运出四行仓库的过程，1营营长杨瑞符在《孤军奋斗四日记》中有过这样的描述：
我当时嘱咐出外就医的士兵说：你们出去，有人问四行仓库究竟有多少人，你们就说有八百人，决不可说只有一营人，以免敌人知道我们的人数少而更加凶狠，后来轰传世界的八百孤军的数目，就是这样来的。我五二四团的团长本来是韩宪元，而今天一般人误称为谢团长，也就是在折八百的数目字而推测出来的。
按照杨瑞符的说法，八百壮士的说法是在28日晚伤员送出后，外界才得知的。但事实情况是，早在当晚伤员运出仓库前，报纸上就已经称四行孤军为八百壮士或八百孤军了。
四行孤军的事迹在10月28日的多份报纸上同时出现，《申报》《新闻报》《大公报》《中央日报》都采用了中央社的报道：
闸北我军虽已于昨晨拂晓前大部安全撤退，但此非谓闸北已全无我军踪迹，盖我八十八师一营以上之忠勇将士八百余人，由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率领，尚在烈焰笼罩敌军四围中，以其最后一滴血，与最后一颗弹，向敌军索取应付之代价，正演出一幕惊天地泣鬼神可永垂青史而不朽之壮烈剧戏也。
稍后的《立报》《民报》提及孤军人数都未见变化。
《大美晚报》在28日的报道出现了150人和800人的两种表述。此外，《字林西报》《大陆报》《上海泰晤士报》的报道中，提及孤军人数表述分别为：“约150人”“超过300名”“最多可能有200至250人”。
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抵抗到最后
尽管中外报纸间说法各异，但可以确定的是，在26日晚孤军开始进驻仓库至27日，不断有英军来劝孤军放弃防守，尽早退入租界，但都遭到了谢晋元的婉言谢绝。因此可能在此交涉过程中，孤军为了起到震慑日军的效果，向来访英军透露了八百人的数目，而之后杨瑞符在嘱咐出送治疗的战士时也沿用了这个数字。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中央社记者冯有真在发稿时将人数改为八百人，所以报纸采用了八百壮士一说。
1938年8月20日，四行孤军写给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抗议信（上海市档案馆藏）
对于这两种说法，笔者认为都有很大可信度。从中外报纸的对比中可以发现，中文报纸报道的口径相对统一，大多是采用中央社27日电文中的800人这个数字，而外文报纸中从最少的40人到最多的500人，大多是报社记者现场估算得出。
在夸大四行孤军战绩的案例中，我们可以作多面解读。有些是民族斗争中的善意夸大，也有的是当事人的误记，他人的误读。从不同时期的误传来看，通过夸大孤军人数和歼灭敌人的数量，其主要目的还是增强四行孤军在战时对日军的威慑力，鼓舞全国抗战士气，以迷惑日军的手法，保护抗日后援人员的人身安全。
3 四行孤军究竟有多少人？
从四行仓库退出后，孤军人数逐渐清晰。具体数字首先由《大美晚报》在10月31日披露：
在四行储蓄仓库内作光荣的撤退之华军，现据大美晚报记者向华军当局探悉，共计三百七十七人。连日忠勇作战之结果，伤者共有五十余人。
包括《申报》在内的多数报纸也于次日引用了这个数字，唯有《新闻报》称其为“三百七十一位壮士”。
此外《字林西报》《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关于孤军人数分别报道为：370人、379人、354人。
总的来说，尽管在精确的数字上还存在一定差异，但从孤军撤出四行仓库后，在两天内八百余人的说法便逐渐被更准确的数字所代替。谢晋元于11月2日在孤军营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也证实了四行孤军的具体人数：
……外报记者首询自我闸北孤军退出四行堆栈后，据日方宣传，谓在日兵入内时，搜查堆栈房屋内，有我士兵尸体百余具，是否确实。据答，敌方宣传，完全不确，四行堆栈内，除有若干沙袋外，并无如许尸体，我在内士军，共为四百二十名，撤退时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余名已殉难外，余者受伤入医院治疗中，而敌方被我孤军击毙者，确有一百名以上，因敌方不知我究竟有多少官兵，故信口造谣，绝不可信。
根据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记载，并比较《新加坡路中国士兵拘禁营拘禁兵力实况清单》，10月31日进入孤军营中的实际人数为355人，谢晋元之后与工部局的书信中也再次证实了这个数字。再结合之前有关孤军伤亡的信息和谢晋元的说法，因此得出结论：
孤军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伊始总人数为420人，在战斗中牺牲或送出治疗的人数之和为43人。10月30日12点在布置好各连撤退情况后，清点人数为377人。在撤退过程中有一定人员伤亡，这些受伤的士兵都被送入租界指定的医院，如国际红十字医院、宏恩医院等接受治疗，未受伤而直接进入孤军营的人数为355人。
4 杨惠敏渡河献旗之谜
在四行仓库的诸多传说中，女童子军杨惠敏献旗可以说是最传奇也是最振奋人心的故事。不过即便在当时，对于献旗的经过和细节也是众说纷纭。
杨惠敏
杨惠敏，江苏镇江人，据她自述，1937年8月初她高中毕业不久，在美的糖果公司任职，此时工厂已经停工，她便满腔热血地加入了中国童子军战时服务团，参与难民服务工作。
在回忆录中杨惠敏称：10月26日晚，她说服英国士兵，成功进入苏州河北岸租界，并在一名中国办事人员的帮助下，进入了西藏路上的英军碉堡。在与碉堡英军士兵的对话中，杨惠敏惊讶地发现还有一批中国军队死守四行仓库，并得知他们需要粮食、弹药和擦枪油。天亮后她骑着一辆脚踏车，一个人到市商会去找商会会长，但会长王晓籁并不相信一个女童子军的消息，于是27日晚上杨惠敏再次穿过新垃圾桥，来到桥东的茶叶大楼，找到了万国商团俱乐部里的电话机管理人，在其帮助下修通了四行仓库的电话机。在天快亮的时候，杨惠敏“把事先抄好的市商会电话号码包好，丢进四行仓库，叫他们直接打电话向市商会求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