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欠司马光一个传”

在前言中，赵冬梅写到，从2011年开始，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为司马光作传成了她生命中最主要的追求。开始是“我要为司马光作传”，然后是“我必须为司马光作传”，再然后，“我欠司马光一个传”。她曾经还想过置一方闲章，上刻“涑水门下走狗”，来表达自己对司马光的景仰。但是这“景仰”需附加一个条件：“不包括做了宰相的司马光”。“司马光在自己生命最后的一年零四个月里，得到了宰相的高位，却背弃了自己一生的信仰，变得像他的对手一样颟顸、专横，不再宽容，不再谋求异见的共存相搅。就像王安石当年不顾一切地推倒旧法一样，司马光一股脑儿推翻了王安石所有的已变之法。苏轼大声抗议:‘当年韩琦做宰相（决策有误）……您是谏官，极力反对。韩琦不高兴，您一点都不在意。这件事我曾听您详细说过。难道说您如今做了宰相，就不许我说话了吗？’(《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许人说话’的风气一去不返，官僚集团的政见之争、政策之争演变成剧烈的派别之争，党同伐异，小集团的利益取代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到最后，甚至连皇帝也丧失了‘中立’，再没有谁能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考虑问题，宋朝的政治走上了不归路。”

赵冬梅（摄影：雷远东）

赵冬梅在序言中也坦言，其实她真正想写的，不只是司马光的传，还有司马光成长、经历、参与创造的那个时代的传记。在赵冬梅分析看来，1050年代后期的宋朝有一种温和敦厚、宽容向上的政治气候，并认为仁宗朝或是帝制时代儒家政治所取得的最好成绩，而且，司马光和他曾经的朋友、后来的对手王安石都是仁宗朝宽容政治的产儿。可惜的是，这种宽容却经由这两个人的手最终走向了终结。这两个人是宋朝建国近百年来宽容的政治气氛培育和造就的，随着王安石和司马光在一年之内相继陨落，这种宽容也逐渐消散，直到完全不见。

为何宽容政治培养出不宽容的政治家，还联手埋葬了宽容？宽容政治的终结者究竟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宋代的宫廷、官僚制度和政治文化究竟有没有可能挽救北宋衰亡的命运？ 封建社会的时代精英们，探索解决之道、化解矛盾纷争，寻求本朝长治久安出路中，表现出怎样复杂的人性与利益缠斗？在变革时局下，他们作为个体，在修身与入仕、改革与守旧、治国与兴邦等方面，是如何作出判断与选择的？这也是赵冬梅写作此书一直致力寻找答案的几个核心问题。

赵冬梅说，自己作为一个本分的历史学者，同意“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但是对隐藏在这个叙述之下的价值判断——“司马光是顽固守旧、反对改革的”，则持严重怀疑态度。“在本书之中，我会尽我所知，从历史事实出发，为司马光辩护。”

司马光的确反对王安石变法，这在赵冬梅看来，一点儿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是不是就等于他是一个顽固守旧、抱残守缺、情愿看着国家走向衰败也不愿做任何改变的人呢？或者说，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就一定是错误的吗？反过来说，王安石变法就一定全面正确、没有任何问题吗？“这些问题是可以问也应该问的。除此之外，我们甚至还可以讨论一下“保守派”的含义，‘保守的’就一定是‘反对变革’的吗？在激烈的变革与顽固的守旧之间，究竟有没有一条更稳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