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革命时期,我就听到了*同志的名字,知道他1924年从欧洲回国后,就由党中央派到广州,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我才在太原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党的卓越*。
那是在1937年,八路军从延安开赴抗日前线。*同志率领八路军高级军政干部徐向前、萧克、彭雪枫等同志来到太原。当时,党派我在阎锡山那里做统战工作,我是以抗日工作者的名义在山西活动的。阎锡山虽然同我党有统战关系,但是,在太原召集群众大会,由共产党的*公开出面讲话,还不大可能。于是,党组织决定由我出面,组织山西军政训练班和民众运动训练团的约4000学员,在国民师范大礼堂开会,请*同志作政治报告。这个大礼堂最多只能容纳1500人,而学员就有4000人,还有成千的群众得到消息也来了。只见人山人海,礼堂里和院子里挤得水泄不通。那天上午,*同志来了,徐向前等同志也来了。*同志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走上讲台。当时,*同志只有30多岁,风华正茂,仪表堂堂。为了让听众能够听好这次讲话,我们事先准备了一个扩音器放在讲台的桌子上。可是,他把扩音器推到一旁,就开始作政治报告。他的声音高昂、洪亮而清晰,不仅礼堂内的听众听得清清楚楚,院子里的听众也都能听得清楚。*同志讲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讲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如何才能取得胜利,讲了目前是战争的开始阶段,敌强我弱,失掉一城一地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的抗日战争不决定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决定于我们能不能持久,能不能坚持抗战到底,只要能坚持下去,就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转化,到头来,必然是敌弱我强,直到我们反攻,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还号召大家脱下长衫,换上短衣,走上前线,去工作,去战斗,去打击敌人。*同志足足讲了3个钟头。人们被他那既有鼓动性又有说服力的讲话征服了,台下鸦雀无声,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掌声,象大海的涛声,激荡在5000多听众的心头。
为了加强党和阎锡山的统战关系,*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太和岭口阎锡山的指挥部,同他进行谈判。当时雁北十三县已经失守,留在敌后的只有八路军。在谈判中,*同志同阎锡山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给他分析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虽然目前是敌强我弱,可是打下去,必然是敌人一天天弱下去,我们一天天强大起来,鼓励阎锡山坚持抗战。阎锡山显然是被说服了,谈判后,阎锡山对我说:“周先生对抗战前途看得非常清楚。”阎锡山还要求*同志给他写个第二战区的作战计划。*同志仅用一天的时间,就把作战计划写好了,送给了阎锡山。阎锡山看了很吃惊,连说:“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他慨叹“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当时,*同志还提出了一个在沦陷区成立“战地动员委员会”的条例。这个条例规定,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参加,共同组成,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阎锡山看到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这一条,不大高兴,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如果让了,山西失陷的地方,今后就没有了。关于“战地动员委员会”的领导问题,*同志估计到阎锡山可能不同意,因此,找我们事先作了研究,如果阎锡山不同意的话,让我去说服他。我根据*同志的指示,对阎锡山说:“现在把沦陷区交给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是最大的人情,同时还可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果不让,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要坚持,也无可奈何,因为那些地方是共产党、八路军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的,怎能不让?如果不让,连个人情也落不到。”阎锡山想了想,也只好如此。*同志在这次谈判中考虑周到,工作细致,善于分析问题,说服对方,使谈判十分成功,加强了同阎锡山的统战关系。
二
*同志在太原逗留的不长时间里,他的周到细致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在延安学习期间,这种印象就更加深刻了。
1944年,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在*亲自主持、*等同志参与下写成的,而且大部分是*亲自写的。这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又一个重要历史文献,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当时,*委托*同志征求意见,我也参加了。没有想到,*同志还到我的面前,详细询问我在山西组织新军的情况和经验。
他和蔼地问:“你在山西搞新军有些什么经验?”
我说:我不行。我不会打仗,谈不上搞新军的经验。我只不过把新军中阎锡山的旧军官搞出去,换上我们的人,使这支军队成为一支抗日的新军。开始搞新军的时候,旧部队的师、旅、团、营、连、排,还听说过。我当了政委,连给各级政工人员定个什么名称,都搞不清楚。团,就叫政治部主任;连,就叫连指导员;排,就叫政治工作员;班,就叫政治战士;营呢?就叫大指导员吧!
听到这里,*同志笑了,连声说:“不错,不错,比八路军还多一点呢!”并且鼓励我说:“做政治工作,就是要掌握军队,不要让军队落到阎锡山手里。”
我又向*同志报告:“我们还提过一个口号,要做到三个‘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说完,我又加了一句:“不一定对。”
*同志仍然鼓励我说:“抓得不错,很好!”
我觉得自己在山西搞新军,只不过做了一点工作,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谈,可是,*同志却很细致地询问我的工作情况,并且给了很大的鼓励和亲切的教导。他对一个干部的关心和帮助,使我非常感动,终生难忘。
三
解放后,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同*同志接触得多了,越来 越感到他在工作中最善于执行*的指示,最善于体现*思想。他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胆略和气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站得高,看得远,在关键时刻,能够提出方针性意见和具体措施,大胆而又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1949年进城后,我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在中财委做些具体工作,经常跟随陈云同志去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周总理对财经工作非常关心。每个阶段,每个关键时刻,他都给我们指示,支持我们的意见。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了三年恢复时期。因为经过长期战争,刚刚解放,物价十分混乱。当时,陈云同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正确地提出稳定物价的方针和政策,得到周总理的大力支持。这一方针和政策,对三年恢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53年,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以后,在*、周总理和*同志的提议下,分配我主持工业、交通和运输工作。这时,我仍然是在周总理和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从这一年开始,陈云同志抓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是苏联援助我国的156项骨干工程。当时,陈云同志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要把156个项目一项一项地摸清楚,一项一项地向中央汇报,我也参加了这个汇报。当时,周总理和陈云同志都曾经提出,我们应当认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是,苏联援建的项目,必须使之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也要实事求是,按照我国的具体情况办理,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把它搁置起来,以后再说,绝不要照抄照搬。
1956年,*在几个月里,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汇报中察觉到一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写了一篇《论十大关系》。当时,我是带领工交各部门向*汇报的。周总理很关心这次汇报。他工作非常繁忙,不能来听取汇报,但他总是抽空从电话中,或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详细询问我们汇报的情况:“你们汇报时,主席有哪些指示?”这个时期,周总理还深刻地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提出建设工业应当做到“多、快、好”。一天深夜,总理带我一起去向*汇报。汇报后,*说:“多、快、好,提得好”,指示我并且组织工交各部门负责人立即去各地传达。以后讨论时,李富春同志又加了一个“省”字,向主席报告,主席说:“好,赞成。”后来,在*亲自主持下,从南宁会议到成都会议,“多快好省”发展成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经济怎么才能恢复起来?当时,陈云同志主张,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要适当地退下来,要退到适合于我国财力物力的现状。总理也完全支持陈云同志的意见,并且指出,要把当时吸收进城搞工业的过多的农民退回农村,加强农业战线。1961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总理指示我们,要做填平补齐、成龙配套的工作,为的是休养生息,以利再战。从此,我们进入了从1961年到1963年的三年恢复时期,我们的国民经济按照八字方针进行调整,迅速地恢复起来。
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八·一八”那天,我最后一次上天安门。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周总理,他那时心情也很沉重,紧紧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一波啊,一定要经得住考验!……”多少年来,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上。
1966年8月,窃取“中央文革”领导大权的人,炮制了所谓“六十一人案”,掀起了“揪叛徒”的黑风恶浪。敬爱的周总理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当他们指使一伙人到处要揪斗我们这些人时,我正好跌伤了,我的秘书给我写了一个病假条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立即批示“拟同意薄休养六个月”,实际上这是想要保护我。同年年底,西安又有人要揪斗刘澜涛同志,西北局请示周总理办公室,得到电话回答说:总理正起草回电,送*看后即发。当晚得到总理回电:刘澜涛同志出狱一事,中央是知道的。当东北局第一*宋任穷同志就吉林省委代理第一*赵林同志被作为叛徒揪斗一事,电话请示周总理时,总理亲自作了同样明确的回答。周总理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从来都是尊重历史的真实,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地处理一切问题的。
“文化大革命”中,当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党的老干部时,周总理却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予以保护。我在被“监护”期间,因长期受折磨,身体十分衰弱。这时,周总理指示,把我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和保护,使我得以逐渐恢复健康。如果没有周总理的关怀,我也许早已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死了,哪里还能有今天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呢!可是,周总理却因积劳和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与我们永别了!在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我竟无法再见到他一面,这对我来说,是终生的憾事,也是最大的痛苦!
五
*同志从来都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解放后一进城,有些部门要求盖楼堂馆所,周总理坚决不赞成。他曾经对我们讲,连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洋办公的地方也只有东华厅、西华厅,办事的大员只有四五个人,他的衙门总共不过十几个人。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我当一天总理,我就不盖政务院大楼。他在中南海的住房总是不让修。有一次,他出国去了,有人觉得他的住处厕所不太方便,就给改修了。他回国后,对这件事提出严厉的批评。
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随时随地都会得到总理的关心和帮助。周总理做事周到细致,精力充沛,常常不厌其烦地启发你、帮助你研究问题,弄清情况,解决问题。我是好说长话的,经常晚上打电话向总理汇报情况,有时长达一两个钟头,总理总是十分耐心地听,如果感到我讲得不对,他就问我:“这个问题研究过了没有?研究清楚了没有?”总理经常用这样的话提醒我,使我少犯了许多错误。
*同志十分关心干部的学习和成长。我的爱人胡明同志在延安时,在*同志和邓颖超同志身边工作过。他们都很关心胡明的学习。到北京后,周总理还常对我说:“你要帮助她好好学习。”有一次,胡明从建筑工业部机械局调到第二轻工业部担任工艺美术局局长,有人提议胡明担任副部长,征求我的意见,我和胡明同志都没有同意。这件事传到周总理那里,他和邓大姐见到我谈起这件事,都说,你这样处理很好。并且特意关照说,我们进城后,更要好好学习,好好做工作,不是要升官,胡明同志还很年轻,还要多锻炼。
(原载1979年1月8日《人民日报》,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部分删节)
本文摘自《不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