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消息 (湖北日报) 四川省广汉市向阳镇青白江上的彩虹桥。桥头有碑，碑文上写：向阳，曾以率先断公社“金桥”，而享誉“天下第一乡”。

　　公社“金桥”——好陌生的字眼！查阅向阳的大事记得知：1958年7月，成立人民公社。

　　“断桥”——好惊人的举动！1980年夏，向阳在全国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牌子，换上“乡人民政府”的牌子，取消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声名鹊起。再后来，向阳乡经济蓬勃发展，变成了向阳镇，一个繁荣优美的现代化集镇拔地而起。

　　《四川十年大事记》：“1980年，广汉县向阳乡成为实行党政分工、政企分开体制的乡……这一改革后来在全国推开，确立了我国农村基层政权新体制，并载入宪法。”

　　如果说，30年前安徽等地风起云涌的“包产”之举，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那么，“天下第一乡”的向阳人用摘下“人民公社”牌子的壮举，奏响了中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序曲。

　　“金桥”，是通往幸福之路，还是通往贫穷。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家喻户晓的歌谣。在那个误以为集体经济就是通往共产主义唯一道路的时代，所有农民都是集体“社员”，大多数听凭安排在集体土地上简单劳作。

　　已经很少人记得，正是在成都，50年前的党中央有了建人民公社的思路。我国农村于1956年完成了高级合作社的建设，每社平均200户左右。后来*主席考虑到要大兴水利，想办大事。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

　　“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的路一条。”唱着这样的壮歌，继1958年4月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省驻马店市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后，当年全国共建起2.6万个人民公社，1.2亿户农民入社。

　　1958年到处传诵着“人民公社好！”的口号，但《广汉县志》记载：“1959年起，农业连年减产，粮食奇缺，公共食堂搞瓜代菜，人口出生率下降，因营养不良死亡人数增多。”

　　有一首歌谣传唱多年：“有女莫嫁向阳郎，吃得稀饭浪打浪，住的草房笆笆门，走的泥路弯又长。”

　　由于人民公社是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一切都管一切都管不好，平均主义“大锅饭”泛滥，喂10只以上鸡鸭的要被割“尾巴”，所以农民天天出工天天磨洋工，个个穷得叮当响。从1958年到1976年，近20年里向阳的年人均分配只增加了6元——从68元增到74元，摊下来每年增长3角钱！

　　穷则思变。

　　“断桥”，是石破天惊，也是历史的必然。

　　“从1958年以来，人民公社制度就是新中国的脸面，当改革的手术刀伸向人民公社，这个国家的农村面貌究竟要变成什么样子呢？”——这是1980年夏日本《朝日新闻》对向阳人撤社建乡的评论。由于《参考消息》转载了此文，向阳一夜间名扬天下。

　　在向阳镇郊区的一个普通农家院落里，记者寻访到了1980年底出任向阳乡乡长的钟太银老人——当地人指着历史照片告诉记者，他就是照片上那个挂乡政府牌子的人。现年69岁的钟太银明确地说：摘牌挂牌的时间是6月18日！“当时并不知道我们这样做，是全国第一家。”钟太银老老实实述说当年，“那块最早挂上去的乡政府牌子，已经找不到了，国家博物馆来寻找了几次，都没找到。”

　　钟太银向记者透露了历史中最细微的情节：1980年6月，向阳公社党委的几个领导叶文志、李国寿等，包括他这个社党委办公室主任，在供销社的二楼开了秘密会议，确定要换牌，说好了“不准登报、不准广播、不准宣传”。当时马上就找人做牌子，但牌子上的字，“是贴上去的”。“公社文化站有一个叫肖开文的人，字写得不错，就让他在纸板上把字写下来。”钟太银记得很清楚，最终挂上去的牌子，其实是把肖开文写好的纸板，贴在木牌上合成的。6月18日，没有庆典，没有仪式，撤社建乡，中国的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在向阳迈出了第一步。大队随之改为村，生产队更名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有人反对说，*的‘三面红旗’，我们把最后一面旗也砍了。”钟太银回忆说，摘牌换牌后他当选副乡长，年底又当选乡长，但当时他的心里，一直有点“甩”。

　　几天后，偶然来到此地的新华社记者敏锐发现了变化。再后来，全国人大的询问电话打到了广汉县委，工作组两次来调研。再后来，日本记者从万里副总理的话中得知信息赶来采访，向阳人的壮举传遍全世界。1982年12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人民公社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人们没有忘记，改革者勇敢的第一步。（四川日报记者 刘若辰 黄历 梁现瑞 王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