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设定截止日，
你才有可能在截止日前按期交付。
如果你开车从俄勒冈州沿着红木高速公路行驶，穿过州界进入加利福尼亚州，开上克拉马斯山，一直开到公路尽头，你就会到达一处可以俯瞰太平洋的小高地。那里冬暖夏凉，雨水充沛，成为种植麝香百合这种稀有农作物的绝佳之地。
在临近史密斯里弗镇（Smith River），大约7.8平方千米的可耕土地上，有4个家庭农场种植了供整个美国和加拿大使用的麝香百合，每年产量约为1 000万株，气候不同，数量会略有变化。几十年前，在农民还没发现从植物上去掉花蕊会让花朵在收获季节开得更大之前，农田上满是白色的、只会在每年7月开放的花朵，人们会沿着海岸线开车上山，只为一睹美景。一位农民告诉我：“没有什么景色比3万多平方米的麝香百合在满月之夜全然盛开更壮观了。”
你会注意到，我说的是百合在7月盛开，至少在这个地方是这样。而种植者却能让百合在3月或4月盛开。要知道每年复活节的日期不尽相同，最大有大约35天的时间跨度差异，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这为我们提供了在农业领域利用死线效应的绝佳案例。让-乔治餐饮集团的管理团队使用了中间截止日法，确保开业前的冲刺阶段尽可能有条不紊。种植百合的农户们更进一步，他们制订了一个如期完成的计划，年复一年，从未拖延。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史密斯里弗的农户们是如何避免掉进规划谬误陷阱的，这种谬误是人类的一种奇特心理，能够让人们长期低估一个项目需要花费的时间和努力。著名认知科学家侯世达(12)就提出了“侯世达定律”：“做事所花的时间总是比你预计的时间要长，即使你的预期中考虑了侯世达定律。”百合的种植者无法承担那种规划谬误所造成的商业后果，即错过复活节档期对于他们的生意而言是致命的。毕竟，草莓晚熟一星期仍可以在市场销售，但我在史密斯里弗时反复听到的说法是，“百合到了复活节第二天就一文不值了”。
为了设定每年的时间表，种植者要从复活节那天倒推时间：百合至少需要在温室大棚待上110天，通过人工催熟法让花朵开花。在此之前，还要让百合在4℃以下的存储设备中经历6个星期的冷却过程（所谓的人工春化法），相当于经历了一个假冬天，只不过这一时间段正好就是北美真正的冬天。将这些天数加总，再进一步倒推时间，就来到了前一年的10月初或10月末，而那个时候百合种球的收割将是影响其复活节产量的一个重要变量，事实也的确如此。
琳达·克罗克特（Linda Crockett）是第二代百合的种植者，也是德尔诺特县（Del Norte）农业局的管理者。她说，10月总是农场最忙碌的时节。种植者在10月所做的事情将影响他们是否能在复活节前收获百合。很多事情都要在10月完成：种植者要先将百合种球从土里拔出来，以大小来评判其品质，然后种植者要将较大的种球装上卡车，运往全美国，留下较小的种球和小鳞茎为下个种植季播种。种植、收割、运输，所有环节都在10月进行。
我在10月的一个早上见到了克罗克特，看上去她正在紧张地赶工期，以便如期完成计划。她穿着满是污泥的橡胶靴、牛仔裤和连帽运动衫，灰白的短发有点儿凌乱。她告诉我：“种植者真的太累了，我不知道还有哪种作物能像百合一样把我们逼成这副模样。”
克罗克特虽然脾气暴躁、专横跋扈，但她又非常热心善良。她有个习惯，会突然结束谈话，钻进自己的车里，不给任何解释就开车扬长而去。在农业局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是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副总统彭斯和美国农业部秘书长桑尼·珀杜（Sonny Perdue）的合影，仿佛这3个人正在注视着我们。她见我正在看一本名为《通过触觉和外观预估土地湿度》（Estimating Soil Moisture by Feel and Appearance）的小册子。她说：“坐在办公室里，你学不到任何东西。”她让我第二天去帕默·韦斯特布鲁克（Palmer Westbrook）农场（后文简称韦斯特布鲁克农场），她在那里的种球筛选大棚做兼职。筛选工作每天早上7点开始...
从截止日倒推，决定起始日
我早上6点半就到了农场，那时东边的太阳刚从山后升起。史密斯里弗镇不是一个经过精心规划的地方，这里有几座教堂，有一个酒吧，有一个汉堡店，都分布在不同的街道上，没有集中在一个核心区域。开阔的土地上有一些种植百合的田地、奶牛草场和由种植者修建的四个农舍，主要是种球筛选棚、存储设备和温室大棚，只不过这些田地和设施占地太小，在一大片土地上不太显眼。然而，美国几乎所有的麝香百合都是从这里、从这些设施生产和运送出去的。
韦斯特布鲁克农场的筛选棚后面是一块3万多平方米的农田，今天将收割这块农田所种植的百合种球。紧挨着的另一片农田已经被开垦了，种上了小种球。现在的温度大约是9℃，是史密斯里弗这个时节的正常温度。我看了一眼近期天气预报：每天的最高温度16℃，最低温度7℃，未来一段时间都是晴天，很适合百合生长。我绕着筛选棚闲逛，发现了一扇开着的门。
筛选棚大约长60米、宽30米，有一个高高的钢制屋顶。每天，从早上7点到下午4点半，农户要清洗、筛选、包装种球，准备发往美国各地。挨着这扇门的是一个控温仓库，里面堆放着包装好的种球，等着卡车来装运。
筛选棚正中间是一个巨大的黄色的苹果分级机，该机器有迷宫一般复杂的传送带，有斜槽，有天平。麝香百合不是一个大产业，没有属于自己的专用设备，所有设备要么是从其他农业门类那里改造的，要么是定制的。农户在地里使用土豆挖掘机，在大棚里使用草莓清洗机，用苹果分级机来筛选种球，并为种球称重。韦斯特布鲁克农场的苹果分级机是由一家名叫FMC的公司生产的，该公司也生产水陆两用交通工具。该分级机侧面贴有一块铭牌，上面写着“食品设备和化工公司”，这是该公司在1948年至1961年的名字。
从田里收割的种球都装在托盘大小的木盒里，木盒及腰高，每个木盒装有数千个种球。这些种球被投进料斗，随后沿着一个移动的传送带被分拣，工人会除去枝干，剔掉过长的根部。然后，这些种球会经过草莓清洗机，草莓清洗机用喷雾器去除种球的泥垢；装满水的振动台会去掉种球的其他杂质。接下来，湿漉漉的种球会被送到分级机的第一条传送带上，工人们会对每个种球称重，分级机则会自动筛选种球，较小的要么被重新种植，要么被卖给其他农场，要么被用作肥料。较大的种球才具有商业价值，被分为四类：周长在0.17米至0.2米的、0.2米至0.22米的、0.22米至0.25米的，以及0.25米以上的。之后其他的传送带将种球送到位置准确的包装台，工人会将它们放进盒子里，用泥煤苔覆盖，再沿着传送带送到存储间，直到被卡车运走。整个操作过程看上去就像是使用最脏的鲁布·戈德堡（Rube Goldbery）机械(13)装置。
在操作过程开始前，一些工人已经在组装用来放种球的木盒了。这些工人不是季节工，而是年工，一群年轻的男人来到加利福尼亚州，希望体验冒险生活。其中有个瘦高的、红胡须散乱的孩子离开宾夕法尼亚州来到这里，希望成为鲑鱼捕手。但他只在海上工作了几天就不干了，因为他发现船长是个酒鬼。他说：“船太小，没法跟一个混蛋待在一起。”他已经在韦斯特布鲁克农场待了一年，工作是组装木盒，开叉车，帮助开垦土地和筛选种球。
还有几分钟到早上7点，工人们陆续到达。韦斯特布鲁克农场的生产线全是由女工人组成的。黑斯廷斯（Hastings）公司的前任总经理哈利·哈姆斯（Harry Harms）曾在史密斯里弗和俄勒冈州的边境当过种植者，他告诉我这是当地的规矩。“女人是这里的劳力，她们每个人工作完之后还要回家做饭、洗衣服、洗碗。”他说。
大约15个工人排成一排，挨个刷电子打卡机进入生产线。当她们看到同事，会以拥抱的方式打招呼。早上7点整，最后一批工人打卡进场，然后迅速站到工位上。蜂鸣警报器响起来，传送带开始启动。种球已经被放在了她们昨天下班前各自的工位上，因此每个人很快就能完全投入工作。有个女工人会盯着料斗，抓住即将进入其中的形状异常的枝干，以防它们阻塞料斗。在苹果分级机的第一个台面上，她们将种球放进称重杯。在远处的传送带，她们检查商用的种球，以确保周长符合木盒的大小。直到上午10点，她们才稍事休息，然后吃午饭，之后又工作到下午2点半。这可真是一件苦差事。
有几个在传送带前工作的工人今天没有来，所以克罗克特正在劝说其中一个女工人去到下一个工位，她对克罗克特报以微笑，但似乎很犹豫要不要执行领导的指令。最终，克罗克特不再劝说，把我带到筛选流水线旁，她从传送带上抓起了一个周长0.22米至0.25米的种球，问我看到了什么。它看上去就像剥了皮的大蒜，全是肉质的丁香，没有表皮，底部冒出来一些根。她说，不对，你再仔细看。我发现看上去是一个大的种球，实际上是长在一起的两个种球。克罗克特说，这就是“连体婴儿”。如果让它在温室生长，它就会长成两根独立的茎干。有些买家喜欢这类品种，但大多数还是喜欢标准的麝香百合：一根茎干、深绿色的叶子、5瓣或者5瓣以上盛开的白色喇叭状花朵。她将这个连体种球掰成两半，然后扔进了废品堆。
克罗克特从20世纪80年代就进入麝香百合种植业了，当时她父亲买下了养牛场对面的百合农场。他们给农场取名为“克罗克特联合”。她开始从事百合种植时才20多岁，现在已经61岁了，她在判断百合种球的商业前景方面已然成了全球顶级的专家之一。
几年前，她父亲去世了，之后克罗克特与她的兄弟就农场经营权展开了一场争夺战。两个人都对农场经营有着自己的想法，但她兄弟对农场拥有控制权，最终把她挤出了经营层。此后，他们再也没说过话。当她加入韦斯特布鲁克农场时，她的兄弟非常惊讶，或者是她听说她兄弟很是惊讶。克罗克特说：“他原以为我会离开这个行业，但我并没有。”
在筛选棚里，一种肃静的氛围笼罩着大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稳定的工作节奏，因为她们正在尽可能快地在传送带前拣选和传送种球，这种节奏多少使得整个脏污、吵闹、一刻不停地运作过程显得近乎肃静。让百合在复活节前如期运送出去，这不像是富尔顿那样需要在品质和一致性上取得突破的行为，也不像是后文特柳赖德（Telluride）滑雪胜地需要等待好天气到来的情况。种植百合需要有可预测性，要做到这一点意味着要解决一个数学问题：你需要算出要处理的种球数量，以及能以多快的速度进行处理。然后，从复活节倒推日期，来决定你的起始日，并确保计划严格执行。
制定时间表，按期交付
在前往史密斯里弗之前不久，我与比尔·韦斯特（Bill West）有过交谈，他让我知道了麝香百合的种植者是如何做到让百合如期开花。我曾参观过位于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的空客飞机组装线，这是欧洲航空业巨头在美国市场的生产基地。你可以想见，就规模、营收和成熟度而言，空客与家庭农场极为不同，但他们为了按时交付产品所使用的方法则有相似之处。
韦斯特是空客美国公司工程部的运营总监，所以他会花很多时间来思考工作时间表和工作计划。他的专长是设计和组装机翼结构，而这项工作只是庞大项目中的一小部分，但他知道如何把注意力放在按期交付上。他告诉我：“一旦我告知美国捷蓝航空公司，我将在今年12月15日交付一架飞机，那一天就必须要交付。”在莫比尔的组装线上，一架新的单过道的空客A320每隔6天就会从生产线下线，它的生产是为了与波音737竞争。
一个新机型从最初研发到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需要10年时间，而组装只是整个过程的最后环节。这10年间的总开支高达150亿美元。他告诉我：“你需要倒排时间表，我们把这种做法称为‘从右往左’。”就像百合种植者，你要确定你的截止日，从那一天倒推回去。你要规划每个阶段需要花多长时间，无论是人工催熟种球还是设计新的翼型，然后设定起始日期。如果换成从左到右的方式，你就会面临无尽的拖延和超预算的成本。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百合种植者，你就无法在复活节那天收获盛开的百合。倒排时间听上去如此简单：只有设定截止日，你才有可能在截止日前按期交付。
莫比尔是一个深水作业港，既能看到干船坞和船上起重机，又能看到城市住宅楼和办公楼。不过，意想不到的是，空客的大型工厂离城市中心如此之近，只相距5千米，相当于从纽约时代广场到索霍区。组装A320的飞机库位于莫比尔“空客320大道”上，很快他们还将在莫比尔生产A220，该机型的飞机库则位于“空客220大道”上。
一位名叫克里斯蒂·塔克（Kristi Tucker）的空客员工向我介绍了巨大的飞机库，也就是所谓的“最后组装线”（Final Assembly Line，FAL），工人们就是在这个飞机库里组装A320的。塔克告诉我，库里的每个安装台都会被编号，但号码不是连续的，而是沿用了A320在汉堡的组装线的编码方式。我看到安装台上写有8、9、10、12和19的字样，而缺失的数字没有其他设备来填充。这种编码方式与欧洲空客保持了一致性，便于双方沟通，比如，在莫比尔和汉堡，最后组装线的安装台标号都是“9”。
抛开人声和生产噪声，飞机库里死一般静谧，就像置身于圆顶球场之中。我们走上天桥的第三层，看到下面的飞机逐渐组装成型。我们所在的安装台有4个安装位：41号是工人们将两半机身合成一体的地方；40号是组装机翼和起落架的地方；35号是组装机尾的地方；检修位是组装发动机的地方。在空客的组装速度变得更快之前，数字代表离交付飞机还剩多少天。塔克说：“我们的组装效率已经变得越来越高了。”每个组装位都有一个倒计时钟，直到每架飞机被送到下一个组装位，才会停止倒计时。我看到，当时的倒计时钟显示还剩2天、4小时、15分钟、32秒。
在41号位组装机身之前，工人们在开敞处安装厕所和厨房。这些预组装的物件被共同称为“立体空间”（Cabin Monuments）。一台挂在天花板上的起重机将飞机的机身从41号平移到40号。在完成40号的组装后，飞机就可以靠轮子滑动了。塔克说，汉堡的最后组装线与此处是一样的，差别仅在于，这里的起重机是黄色的，而不是橘色的。
在40号位，工人们使用拱形楼梯爬上飞机的正中位置。他们正在安装机翼，这也是最复杂的过程，涉及1 200个铆钉，安装误差只能在0.1毫米以内。为加快组装速度，第二套机翼和桥塔被放在正在安装的第一套机翼的下方，等着另一半机身的到来，就像一个棒球击球手从准备区走向本垒。
垂直尾翼预先喷了漆，所以一旦飞机来到35号位，就会知道该飞机属于哪家航空公司。一架喷有“达美航空”字样的飞机正在35号位，而一架喷有“边疆航空”字样的飞机正在检修棚。空客在检修棚安装第三方设备，包括在众多供应商中选定的某款座椅。到了这个阶段，飞机已接近交付标准，工人们必须穿上特殊的无口袋衣服和靴子，以避免划伤飞机。
离开最后组装线后，飞机要继续接受检验。加油箱要接受测试，然后飞机会被送到喷漆车间。给一架飞机上漆会花7天至10天的时间。然后，它会被送到航线飞机库，每个部件都要在这里进行测试，否则不允许第一次试飞。空客公司在莫比尔有专门的试飞员，会让飞机进行超出正常飞行条件的极限测试。
在完成内部试飞后，航空公司会让飞行员进行客户验收飞行。整个交付过程要花4天时间，包括试飞和所有权移交。交付中心可容纳5架飞机，而组装线每个月只能生产一架飞机。最后一天是所有权转让日。航空公司将购机款付给空客公司，从而获得飞机的所有权。此后，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
我只用了一千多字来描述最后组装的40天以及整个10年的过程。然而，从韦斯特开始设计到最终交付产品，管理所有这些复杂的过程是需要一个系统来保证的，而该系统始于用倒推法来给每项工作制订时间表。
掐准每个时间点，逐渐标准化
我在麝香百合乡村见到的很多男男女女都记得百合产业的发展简史，会对每一个访客娓娓道来。我与克罗克特在农业局第一次碰面，仅仅只有几分钟，她就对我讲述了百合产业发展历史的其中一个版本。
通常，故事都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讲起，这不足为奇。但我的讲述将从更早的时期开始，那是在18世纪末，一位名叫卡尔·皮特·桑伯格（Carl Peter Thunberg）的瑞典博物学家在日本发现了百合。与当时在日本的多数欧洲人一样，桑伯格只能待在远离长崎海岸的一个名叫“出岛”的人工岛上，而且还被禁止与日本人交流。在证明自己擅长治疗梅毒之后，日本人允许他去本岛的部分区域旅行，因此他收集了一些植物标本，其中一个标本就是麝香百合。
到了19世纪中叶，百合已经在百慕大群岛种植了，并且开花的季节是在早春，这让百合具有了商业价值。哈利·哈姆斯将百合在美国的种植归功于一位在百慕大度假的菲律宾花商：“他在复活节时看到百合在那里盛开，说道，‘我可以将这些百合都卖掉’。”与大多数起源故事一样，这个版本似乎也在事实中掺杂了虚构成分。之后几十年，百慕大百合主宰了美国市场，成为复活节仪式或午餐上的标配信物。当某种病毒在19世纪90年代横扫百慕大时，日本百合进入了美国市场，百慕大百合再也没能恢复往昔地位。不过，现在百慕大每年仍会送一些百合给英国王宫，作为女王的复活节礼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每年要运送200万朵至250万朵百合到美国。当然，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对日本的进口就暂停了，百合价格则一路飙涨。那时，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的种植者们已经开始在花园小批量种植耐寒的百合了。一旦价格涨到了一个种球1美元，曾经的边缘植物百合就变得炙手可热了。种植百合的农场从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发展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西部城市圣克鲁斯。在美国西海岸，从事百合商业的种植者一度多达1 200人。
后来的故事版本就比较一致了。最初百合种植业繁荣发展，有钱的种植者强强联合。然后，行业开始衰败，因为种植成本上涨，百合价格下跌，导致种植者们不断寻找能提升种植效率的方法。我与百合种植者的诸多对话都谈到了该行业能生存多久。没花多长时间大家就达成了共识。黑斯廷斯公司办公室主任简·马尔科姆（June Markum）说：“我们曾把百合称为‘白黄金’，现在我们不再这么称呼它了。”
黑斯廷斯公司位于临海的高高悬崖上，依山傍水。办公室的外墙包裹着仿木镶板，看上去自肥皂剧《达拉斯》（Dallas）于1978年上映以来，就一直没翻新过。(14)不过，从窗户看出去，蓝色的太平洋几乎亮得发白。马尔科姆每年都告诉我，她面临两个巨大挑战：一是雇用足够的工人来收割和处理种球，二是租到足够的卡车到海岸线来运输。近来，获得可靠的劳动力变得特别困难。当地人不想从事这份工作，而打压移民入境又导致30年来移民农场工越来越少。她给我看了厚厚一沓简历，这些人都曾在农场工作过，但后来都辞职了。在最上面的一份简历上，有人写道：“这份工作太让人焦虑了。”每个种植季大约需要200多辆卡车。但由于农场离最近的州际公路有几个小时的车程，并且农场附近没有别的货物可运，因此卡车就得停在那儿等着采摘百合，这产生了额外的运输成本。
马尔科姆说，剩下的4家种植户密切关注着其他竞争对手的举动：“我们等着看谁是下一个退出者。”但她坚称黑斯廷斯公司希望每个竞争对手都活下来：“我们希望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也能一直经营下去，因为他们都是家庭经营者。”她从墙上撕下一叠纸，上面印有从1996年至2045年每年的复活节是哪一天。如果黑斯廷斯公司仍在持续经营，我认为他们将会印刷21世纪下半叶的日历。
哈姆斯来了，他接过了马尔科姆的话题说，虽然百合种植者面临各种麻烦，但他们的工作效率前所未有的高，再也没人错过开花季了。行业还出现了一些创新：有了新的品种；有了能防止葡萄孢菌或线虫侵袭的喷雾剂；决定在种球尺寸长到最大之前将芽剪断。哈姆斯说：“我们对种植过程的掌控力比以往强多了。以前种植百合就像一门艺术，全凭经验和直觉，有些做法完全是自欺欺人。”从收割到冷却，到温室种植，再到最终销售，他们能够算准每个时间点，从而让百合自身的生长时间也逐渐标准化了。最终种植的每一株百合都有5朵花，大约长60厘米。
他们有能力如期交付百合，却无法对百合价格施加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大型连锁卖场掌握了定价权。如果家得宝或沃尔玛决定复活节百合的售价是8美元而不是10美元，种植者对此几乎毫无办法。哈姆斯说：“大型卖场是我们的灭霸，它们将会让我们灭亡，也正在让我们灭亡。当大型卖场在全球各地开连锁店，你认为其奉行的‘永远最低价’策略会让谁受损？供应商！供应商将被它们碾压。事实上，平心而论，沃尔玛还不是做得最绝的。其他大型卖场才是真的可恨。”哈姆斯还见证了行业曾经依赖的季节工的逐渐消失。他说：“工人对我们极为重要，但我们没有足够的工人。”在州界没有像今天这样配有诸多警力驻守之前，在加利福尼亚州边境进进出出的农场主能够获得充足的劳动力来采摘草莓、车厘子和番茄，在秋天可以采摘像麝香百合之类的特色作物，然后冬天去往南方采摘柑橘。来自墨西哥的工人工作一到两年就可以带着现金回到老家创业或者修建房子。如今同样来自墨西哥的移民更有可能留在美国，而不是冒险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进进出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在美国任何地方找到工作，并在某个地方一直待下来，开始全新的生活。于是，就没有多少劳动力愿意采摘像麝香百合这样的特色作物了。
这一后果带来了一个问题，即任何劳动密集型的农作物都逐渐变得不再有竞争力，而机械化的种植则能获得成功。哈姆斯说：“如果你想吃黄豆、大米、大豆、玉米和大麦，那你可以如愿以偿，但如果你想吃车厘子、黄瓜或类似的水果，你就没那么好运了。农业正在死亡，农业正在衰败，这种现象正在我们眼前真实而快速地发生着。”
在他愤慨的背后是他对为之奉献了一生的农作物的恒久之爱。在谈到百合，谈到它的美丽和脆弱时，他的语气里有种平和的温柔。他还说，从赚钱的角度而言，每个人都应该马上离开这个行业，但他们还是“沉迷于此”。他们怀念百合在他们劳作之下盛开的那些日子。
回到韦斯特布鲁克农场，工人们正在打包百合种球，用射钉枪将包装盒封好，再将一箱箱的种球放到叉车上，运送到存储间。克罗克特问我是否愿意见一见威尔·韦斯特布鲁克（Will Westbrook），他与他的兄弟马特·韦斯特布鲁克（Matt Westbrook）共同拥有和运营韦斯特布鲁克农场。当时我们看到威尔正站在流水线的末端，挨着流水线启停控制箱。威尔有40来岁，但看上去很年轻，他体格强壮，脸晒得黝黑，头戴棒球帽。他的指甲里还有污垢，那是在流水线上筛选和检查种球留下来的。
威尔说，他很乐意与我交谈，但他必须时刻紧盯时间。他说：“现在离午饭时间还有14分钟。”闹钟响起后，无论传送带是否还在移动，工人们都会离开流水线去吃午饭。留给他的工作时间所剩不多，所以他无法分心。他手下很多优秀的工人已经被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赶走了，而留下来的工人受到加利福尼亚州最低工资的保护，薪水不菲。他宿命般地接受了这一保护政策：“你知道加班的最低工资是多少吗？18美元每小时啊！我的天，我可是第一次大声抱怨这事。”他摇了摇头。
威尔毫不讳言地谈到了现在什么能帮到他。他说：“我希望能找到一些知道如何筛选种球的机器人。”全球花业霸主荷兰出产一种自动筛选机，可以替代他的苹果分级机，但它只适用于郁金香，不适用于更柔弱的百合种球，此外，这种机器他也买不起。
威尔也许还是想拥有一台荷兰机器人，但与此同时，他待员工很好，以至于这些员工每年都会回来打工。就在其他种植商每年都重新招聘工人时，威尔意识到如今的移民农民工在各地找工作更容易了，于是通过为其提供住宿，留住了一些熟练的筛选工，而这些筛选工一开始是为他父亲和叔叔打工的。
中午12点半时，闹钟就会响起，铃声就像牢房门打开时发出的警报声一样。当铃声在大棚里回响时，威尔走到传送带控制箱处，克罗克特也冒了出来。威尔按下了停止键，机器不再运转，每个人走向微波炉，加热自己的午餐。一旦流水线停下来，威尔就得把控制箱锁好，防止有人清洁机器时不慎碰到开启键。克罗克特给我讲了一个事故，她的一个工人因为有人误触了开启键，启动了传送带而失去了一根手指，当时传送带正被停工修理。威尔看着我说：“你可以参观任何地方，记得保护好自己的手指。”
大棚外面，流水线工人正坐在卡车挡板和汽车路挡上吃午饭。一位名叫菲尔蒙的员工带我去看百合种植机，它是一台用于耕种的拖拉机，上面装有一种设备，可以耕犁土地，并以固定的步幅间距播下种球。一个有商业价值的种球一开始通常只是尺寸很小的种子，到了年末会长成胡桃大小的小鳞茎。小鳞茎要么当期就被收割，要么在第二年10月被重新种植，然后再过一年才被收割，那时它就长成了一个大小适中的种球，但还没有大到具有商业价值的程度。在地里待上一年多，种球通常会长到18厘米，但有些种球需要5年才能达到这一长度。菲尔蒙告诉我，自打从墨西哥来到加利福尼亚州，他已经在韦斯特布鲁克农场工作了10年。刚开始，大多数工作都由人工完成，要花几年时间耕种才能得到一个只能卖1美元的种球。
虽然现在收割已经部分自动化了，但它仍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克罗克特带我到田里参观一排种球被土豆挖掘机从地里拔出来的场景，这看上去就像一个胶合板售货摊被一台拖拉机拖着。种球被收割时，3到4个男人正站在售货摊里，地里大多是男人。还有一个人平躺在装有小滚轮的小桌板上，就像拖拉机后面挂着的守车。这一切看起来都不太可能是临时装备和粗陋之物，但这却是4家种植者用于收割的标准工具。克罗克特把我拉进拖拉机后面的拖斗，让我看看这些装备是如何运作的。
在拖拉机的后面、售货摊的前面，有一个插进土里的铲子，正在将地里的百合种球拔出来。铲子既会把种球也会把石头或者其他东西拔出来，这些东西经过一小段传送带之后会来到拖拉机后面的拖斗，在那里工人会将种球挑选出来，然后把它们扔进平行的传送带，而这一传送带会将种球倒进一个个大木箱里，最终达到筛选线的起点。他们没有扔进传送带的东西会一直在主传送带上移动，最后掉到地面上。平躺在人一样大小的拖车上的工人就会将掉到地上的种球捡起来。
即便这种东拼西凑的装备也是对先前收割方法的改进。哈姆斯说，他刚入行时，史密斯里弗还没有土豆挖掘机。工人们只能在拖拉机后面手脚并用，匍匐前行，用手采摘种球。他说：“你得先把一个木箱拉上来，然后匍匐成直线前行，将种球采摘下来，装满木箱，再去拿另一个木箱。”整个过程周而复始。
土豆挖掘机里的工人们忙得不可开交，无暇往我和克罗克特这边看一眼。拖拉机不停地前进，我们颠簸着穿过田地。哪怕一秒钟的分心也可能意味着有一个种球没能捡起来，这相当于一张张钞票被丢在了拖斗后面。
克服规划谬误，不断修订时间表
倒推时间听上去容易，但需要像克罗克特和威尔一样克服人类一贯的弱点，我们把这弱点称为“规划谬误”。
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15)于1977年为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写的一篇关于预测的论文中提出了这一术语。后来，卡尼曼说，他写这篇论文的灵感部分来自与一群学者合写一本教材的经历。项目伊始，他让参与者预估要花多长时间，平均预估值为2年，但实际上花了9年。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乐观主义者，这会让我们在饭桌上成为更好的交谈对象，但也意味着我们极不擅长预测未来。我们会低估一个项目要花费的时间。如果一个项目有预算，我们也会低估它最终耗费的金额。修建皮埃尔17号（富尔顿餐厅所在地）就是一个例子。事实上，这是困扰整个建筑业的问题，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可能要属悉尼歌剧院的修建。它于1957年开始规划，预期在1963年完成，预算为700万澳元。然而，直到1973年歌剧院才完工，并且即使最具特色的设计部分被缩减，最终的修建成本仍然高达1.02亿澳元。
规划谬误是一种倾向，即对于按时完成项目持最乐观的态度，从而忽略了任何可能会修正时间表的信息。在劳里埃大学心理学教授罗杰·比勒（Roger Buehler）看来，人们对于自己持有的信念相当固执，哪怕将他们过往犯错的证据摆在他们面前。尽管他们能意识到“之前的预测大多过于乐观，但他们还是相信，当前的预测是实事求是的”。贝尔实验室的前软件工程师汤姆·德马科（Tom De Marco）曾说过，软件交付截止日属于“最乐观的预测项目，以至于如期完成的概率为零”。
比勒和滑铁卢大学（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几个同事对自己的学生做过实验，想看看他们在预估自己何时能完成作业方面做得有多差。他们让37个高年级学生做3个预测：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他们将在什么时候提交毕业论文；如果一切进展不顺，他们将在什么时候提交毕业论文；以及预测自己实际提交毕业论文的日期。
不到30%的被试在他们预测自己实际提交毕业论文的日期前提交了论文。如果一切顺利的预测的结果更糟，被试平均延期了28天，只有10%的被试如期提交。然而，最令人惊讶的是一切都不顺利的预测的结果。即便让被试预测在最悲观情况下会发生哪些事情，他们的回答仍然过于乐观。只有不到一半的被试在一切都不顺利的情形下如期提交了论文。
预测方面的问题在于，我们将每个任务都视为新问题。我们只会按照从现在到未来的时间顺序来规划任务：我们会讲述一个我们将如何完成工作的故事，却忽略了我们或其他人过往类似工作的犯错证据。卡尼曼参与编撰教科书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一位学者承认，之前他参与过的类似项目至少花了7年时间。然而，一旦预测新项目会花多少时间，他与其他人一样，给出的答案是2年。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束手就擒。有一种方法能够克服或者至少缓解规划谬误。在后来开展的一项实验中，比勒及其同事让另一群学生在一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花一个小时去指导其他同学学习计算机课程。他们还让被试预测何时能完成这项任务，但这一次研究人员增加了一个变量。有些被试被要求回忆过往做过的类似工作，然后将类似经历应用于这次预测。控制组的被试则没有给到这样的实验要求。
结果相当明显：控制组的被试表现出与第一个实验中的学生相同的乐观偏见，但被要求在过往经历与当前任务之间建立联系的被试则几乎没有呈现乐观偏见。他们平均预测会在7天内完成这项任务，而实际的平均完成值也是7天。
在黑斯廷斯公司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1996年的日历是有道理的。农户们的生产受到复活节日期的限制，无法承受规划谬误带来的损失。所以，他们的做法与那些成功完成任务的被试的做法相同，只不过他们无须得到教授们的指导。他们重视过往经验，将其用于规划时间表，从未来回溯到当前，从复活节倒推到现在。他们知道要如期完成工作，百合要在温室大棚待多长时间，在存储间待多长时间，从地里拔出来装进木箱需要多长时间。如果有任何人对去年复活节那天发生的情况有疑问，比如说4月20日，他们可以很快说出答案。毕竟，种植户大多属于家庭农场，数代人从事百合种植业，之前见过各种状况。
在我来到史密斯里弗前一星期，美国农业部秘书长桑尼·珀杜在威斯康星州的世界奶业博览会上主持了一场大会。几十年来，该州平均每年会消失900个奶牛场，要么是家庭农场被大公司收购了，要么是退出了这个行业。该州一度有超过13万家奶牛场，如今只剩下不到8 000家。有人问起珀杜这一现象，他的回答没有给无法适应市场的农户带来任何安慰。他说：“在美国，强者恒强，弱者出局。”
而哈姆斯通过这一现象看到的风险是，这些大型农业公司能够决定哪些农作物不再具有种植价值。如果这个行业只能创造1 000万美元的年收入，利润率极低，又要投入大量劳动力获得种球，经过几年时间才能开花，它还有什么存在价值呢？正是小种植者的存在才没让麝香百合从市场彻底消失，但谁也说不准他们能坚持多久。
回到流水线，威尔拿起自己的卷尺去测量落在传送带上被筛掉的种球，它们将被装在一个箱子里，要么被重新种植，要么用于堆肥。他抓起一个种球，用卷尺绕其一周。卷尺上的数字已经褪色了，但他在上面手写标记了18厘米、20厘米和23厘米。这个种球的周长刚好超过18厘米，但他还是把它放进了垃圾堆，也许是因为我站在他旁边的缘故。
威尔已经定好了下午4点半的闹钟，那个时候他将关停整个流水线。从早上7点到下午4点半，每天他只需为工人支付一个小时的加班费。这是他和他兄弟达成的共识，一方面要控制薪酬支出，另一方面又要及时打包种球，确保漫长的百合种植之旅能按时到达终点。今年种植季的第一批卡车两天前来了又走，下一批卡车将于明天到达。威尔说，现在正是工作最忙碌、最棘手的时候。
就在我们交谈之时，克罗克特向威尔扔来一个种球，刚好从他脑袋旁穿过。威尔说：“你永远不知道关于种球的打闹何时会爆发。”流水线上的工人们正在尽可能快地以恰当的时间将种球放在恰当的位置，虽然我看到有些工人时不时会瞥一眼挂钟。当闹钟在下午4点半敲响时，威尔在传送带上放了一些奶味糖豆，它们顺着传送带移动，然后被工人们拿走，作为下班时的惊喜福利。
当闹钟响起，威尔去跟他的兄弟交谈，而克罗克特和我则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大棚，这也许是因为劳动了一天后她很疲乏。不过，也许因为她跟我比较熟络了，最后她还是与我交谈起来。她说，她一直很热爱种植业，尤其喜欢种植麝香百合。她做过农场的每一个工种，从办公室职员到下田的苦力。她与她兄弟之间的分歧只是最近才出现的，她觉得自己被兄弟边缘化了。她说：“我得成长起来，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我不会开拖拉机，但我希望能学会。”她相信克罗克特联合农场没有了她会遇到麻烦。
克罗克特的一生都已经献给了百合。尽管百合很难种植，少有人会对这门生意提起兴趣，但这正是让她一直感兴趣的地方。她说，在她年轻时，她和父亲下班后会坐在门廊上交谈。父亲有很多资产要打理：木材、奶牛场、房地产、股票，他已经逐渐淡出了对百合的经营。但只要坐在门廊上，他只与她谈论百合。父亲会问：“百合种植经营得如何？”
百合种植者按期完成计划的方法
■ 从复活节倒推日期，来决定起始日。
■ 计划每个阶段需要的时间，制定时间表并确保严格执行。
■ 时刻牢记延期造成的商业后果，激发出高效的工作能力和创新。
■ 重视过往经验，克服规划谬误不断修改时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