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的每个人背后都有一本厚厚的故事。从5月21日到7月8日,我陆续在精神病院采访了20天,接触采访了约27位病人,深入采访了十多位病人和家属。有生于上海豪门的70多岁留美物理学博士,有自称是产后抑郁的46岁中年女人,有因抑郁症自*被送入医院的名校大学生,有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极其热情的天主教信徒……
采访精神病院后的一些想法撰文、摄影 / vita
一
去年4月在北京看完《囚》后,回上海后跟同事聊天得知《人间世》拍摄纪录片时发现一个阿姨,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住了30多年,还交了3个男朋友。我当然想要去认识她。
身边的朋友们听说我去精神病院采访,感到好奇。大部分人都觉得精神病院是个危险的乱糟糟的地方,充斥着疯癫的喊叫和暴力,病人都是被绑起来的。事实上,想象肯定是有偏差的。精神病院在每个人眼里都不一样。
马莉的纪录片《囚》里,它是沉静的,思考的,也是痛苦的孤独的。怀斯曼的纪录片《提提卡失序记事》里,它是阴暗的,混乱的,屈辱的,甚至畸形。诗人兼精神病院护士小安写的《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里,它又是纯真的,孩子气的,每天都有奇妙的故事和思想出现在这里。
在我看来,精神病院像是圈住了一群想飞的孩子的养老院。
5月下旬,我第一次去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分院。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总院在徐汇区,分院在闵行区,地处偏远。分院的病人80%是常年住在医院的老病人,包括十几岁住院后便再也没有出来过。剩下20%是流动的新病人,住院周期一般为3个月。
分院前身是普慈疗养院,很是清幽。林荫路上人很少,偶尔会碰到护士领着一群人穿着条型病服的人从一栋楼去往另一栋楼。
有3个男朋友的阿姨住在分院C2封闭病房。那是一栋新楼,粉色的楼房墙上镶着窗户,我站在地上抬头看到探到窗户玻璃上的人影。病房在二楼,病房外有一个封闭的门,只有医生、护士和护工有钥匙,外人需经允许才能进入。
进入病房,先是走廊,病人的房间在走廊两侧,每间房的床数不等,大约6-8张。病人白天被安排在公共活动大厅,那里放满了桌椅,每个病人一个座位,桌角写着姓名。有的病人因为体力不支或者精神不稳定需要用白色约束带固定在座位上。一台电视机挂在墙上,播放现下流行的电视剧。
有3个男朋友的阿姨个子高高的,白色短发,牙齿快掉光了。我一开始担心她不好沟通,但她精神很好,说话清晰,眼睛有神,表情认真。她对我极尽礼貌,将我介绍给她病房里的好友,坚持称我为老师,尽管我比她小很多很多。我恍惚觉得她60多岁的面庞下其实是一颗20岁的心,急需被外面的世界规则承认,大概只有如此,她才能被认为正常,才能出去。
她把我带到她的房间,拉开抽屉,翻出一摞她的日记等东西给我看。每个病人有一张床和一个配抽屉的小柜子,她的抽屉里摆的满满的,有父亲小时候给她买的古诗集,泛黄老旧的书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