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精神病院的医生告诉我，精神病人如果出院，需有监护人同意。一些住院病人虽然被诊断达到出院条件，但由于没有监护人同意接走，便一直留在医院。有些病人被家属尝试接出去后，发病时干扰家人邻居，又被送回。有的父母早已去世，只剩下兄弟姐妹，兄弟姐妹大都成家，拥有自己的生活。有的父母虽健在，但年龄大到需要被照顾。

这部分大多为上海本地人，他们拥有上海医保，住院期间费用大都报销，只需支付餐食费用即可，对监护人来说，可以轻松把病人交给医院看护。

因此，病房内存在部分已无自理能力的老病人。c2病房走廊尽头第二间房躺着几个不能下床的病人，其中有一个病人被白色被单盖的严严实实，只露出脸。护士揭开被单，她的身体像风干了一样，皮包着骨头，让人想到标本。黑色的阴毛，像是粘贴上去的，而不是生长出来的。除了微弱的呼吸，她一动不动，口鼻接着引管，注入营养液。很难想象这还是生命。护士告诉我，准确来说，她属于老年病人而不是精神病人，家里也没什么人来看望。我在想，她能感受到痛吗？如果能感受到实在太糟糕了。安乐死，过度医疗，生与死……这些话题又从脑中闪过。展开太累赘，就不多说了。

死亡，是我在病房常常想到的词语。C2病房待得最久的病人住了48年，19岁入院。她坐在餐厅最里面的一张桌子上，牙齿还在，只会讲上海话。父母过世，只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偶尔来看她。她没谈过恋爱，没结婚，没子女。她每天就一个人坐着，不说话，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看。

采访涉及到精神病人隐私保护，我需要取得监护人的同意。为了配合院方，我得跟病人及其监护人签同意采访的协议书，这意味着需要与每位我采访的病人的监护人联系，有的监护人长久不来医院，就通过电话约见面。

这期间我接触到的监护人有父母、兄弟姐妹和配偶。有些人愿意接受采访，但要保留隐私，生病对家庭来说是一种耻辱；有些人则完全不愿接受采访；也有些人接受采访还表示可以实名。但也不乏一些病人，甚至连医生都找不到他的家属。我联系了一位监护人留给医院的电话，结果拨过去对方挂断，我又发过去一段详细的短信，过了一天，收到回信，大概意思是：他的父母过世，女儿太忙，把病人委托给我平时探看，我们“无亲无故”。

长期住在精神病院的人完全失去了主宰自己生命的权利。不少年龄太大的人已经放弃了出去的想法，他们脱离社会太久，认为自己无法再融入。还有的人像有3个男朋友的阿姨一样，非常渴望出去。

上海徐为案就是对这一法律的反抗。在精神病院住了14年的徐为想要出院，但因监护人不同意遭拒。于是他在2013年委托律师杨卫华将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和其监护人大哥徐刚（化名）起诉至法院，状告其强制自己住院的行为侵犯人身自由权。这是历史上精神卫生法第一案。一审二审均获败。4年后，徐为重新被鉴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才有望回归社会。

四

病房里20%流动的新病人中常有年轻人。年轻人一般住到3个月病情稳定，家人就会接他们出院。

一个江西农村男孩在一所名牌大学读书，他父亲得知他生病后，从家里匆匆赶来。每天租住在医院附近的廉租房里，下午到点就去医院陪儿子打扑克。

同样是一个下午，天气炎热，他来了。我想跟他聊聊，但不知如何开口。采访时遇到正处在某种悲伤困境中的采访对象，我总希冀有一种神奇的办法可以跟他聊天又能不让他觉到被打扰。不管怎样，要很尊重他，替他考虑。

我跟他打完招呼，就坐在旁边，等待合适的时机。大概由于我已经跟他儿子认识了，他开始主动跟我说话。看起来沉默压抑的他比我想象的更需要倾诉。一聊到孩子住院时的发病情况时，他的眼泪很快落下，双肩抖动。我便不说话了。

那天下午，等他的儿子被叫回病房后，他又坐在我对面聊起来。这一次，基本都是他在说，我在听。有时我会予以应和。他在上海没有亲人朋友。每天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对着手机发呆，睡也睡不着。他又数次落泪，几度哽咽到说不出话。该有多大的压抑才让他一个近50岁的男人在一个不曾相识的女生面前落泪。那时我开始肯定我的到来也许不是坏事，至少给他提供了倾诉的出口。

我坐在对面时，他让我想到自己的父亲，眼睛涌上一股酸楚，很快湿了，我低下头，抹去眼泪，不想被他看到。经常遇到这种采访，被采访对象的某句话严重戳到，但是又不敢在对方面前表现的过于情绪。

他问我最多的一句话是“他还能回到跟以前一样吗？”这大概是所有的父母最担心的问题。

他带着儿子出院那天，我又去见了他们，父亲骑着自行车运送孩子的棉被。我原本以为这个故事是我文章里极好的素材，但是后来因为篇幅所限，没有写他的故事。

还有一对东北父子，父亲也是每天来看儿子，但他们极其乐观，这个父亲从来不在儿子面前表现出一丝的担忧。他总是告诉儿子，他没事儿，一点事儿也没有。私下里，我偷偷问他，真的一点也不担心吗？他担心，最初的时候也是睡不着，但他每天来看儿子，感觉到他在变好，他觉得如果他在儿子面前表现出负面情绪，只会加重孩子的病情。

但不得不考虑的是他们回归社会时要面临的挑战。在《人间世》的纪录片里，一个读大学的女孩在住院期间非常想回到学校上学，她的老师来到医院劝说家人让孩子休学重新参加高考，随便找个什么工作，他们认为这孩子的一生没有奋斗的希望了。我在医院接触到的几个学生，几乎无一例外都在住院后休学一年或半年。

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解释精神疾病。但不管怎样，当这件事落到一个脆弱的家庭头上时，它就是一件彻底的悲剧。

实际上，当病人的情况稳定下来时，社会应该把他们当成正常人，让他们慢慢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不管学习还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