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一个人的能力可以体现在很多不同的方面，但是对于在党政机关、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甚至规模较大的企业工作的人来说，文字能力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种能力。其重要性体现在哪里？我们不妨借鉴一下浙江省政协研究室副主任帅燮琅的观点。在今年召开的全国地方政协秘书长工作会议上，帅燮琅说：“说得再好，谋得再多，最终要落实到‘白纸黑字’上。”当然，这是从研究室的角度来说的，是不是其它岗位可以不对文字能力作要求呢？实事求是地说，要求可以相对低一些，但不能没有。如果把写作比作打仗，研究室要能打“阵地战”“攻坚战”“运动战”，其他部门总要打一打“遭遇战”“游击战”。即便是在后勤保障部门工作，请示、报告、工作总结等一般公文总是免不了的。因此，在评价能力时，有领导说，“这能力，那能力，文字能力是机关工作第一位的能力”；在招录人员时，有领导说，“一定多招几个文字能力强的”；在对新员工进行培训时，“公文写作”几乎从来都是必修课。
文字能力何以如此重要？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文字的性质决定的。古人说：“口说无凭，立字为据”。文字可以是工作过程的记录（比如工作汇报等），工作结果的呈现（比如工作总结等），但更是开展工作的依据（比如工作计划，领导讲话，制度文件等）。即便工作汇报或工作总结，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今后开展这项工作的依据。工作中，不管是何等的奇思妙想，何等的战略构想，何等的显著成效，如果不能或者不能准确地落实到文字上，其效果都将大受局限、大打折扣。近代著名科学家法拉第早年第一个发现了电磁感应规律，但是由于他不能用最科学最严密的语言表达出来，因此一直没有得到科学界的承认，后来迈克斯维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述了出来，才得到人们的正式承认，这项成果也被命名为“迈克斯维方程图”。某建筑装饰设计公司参加投标，连甲方都承认其设计方案是最好的，但由于讲标人不善语言表达，没有讲出方案的精妙所在，差一点使多位设计师几个月的辛劳打了水漂。文字能力的重要性直接体现在语文上，教育部2011年制定的《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认为：“人一生的基础，取决于语文”。云南曲靖今日学堂的创办人张健柏提出：“语文是人生最重要的课程”。
既然文字能力如此重要，为何又难以提高呢？这同样是由文字的性质决定的。文字表达有一定规律可循，但也有千变万化；文字看起来很平凡，但实际上每一个字都简约而不简单；语言表达并不难，但做到信、达、雅和准确、鲜明、生动不容易；单个文字不起眼，但用语法、逻辑、修辞把文字整合起来，使文字变得有思想、有深度、有温度、有力量、有灵性不容易。*同志曾经指出：“为什么语言要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古人“两句三年的，一吟双泪流”，“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感喟，同样说明用好文字不容易。如何下苦功？我们经常会听说“多看、多写、多练就是了。”但这样的说法过于笼统，如果一个人对写作毫无兴趣，硬着头皮去写，受尽煎熬也可能无济于事。提高文字能力，需要从技和道两个层面分别去努力。
关于“技”的层面，也即文字本身的层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提高。
一是要“识字”。这里的“识字”，当然不仅仅是指认识汉字，识字的更高境界是领悟汉字之美。鲁迅先生曾说过汉字有“三美”：“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意美以感心”。还有人说，“汉字之美，美在形体；汉字之美，美在风骨；汉字之美，美在精髓；汉字之美，美在真情。”毕加索曾经说过：“如果我生在中国，也许不是位画家，但肯定是位书法家。”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是中华文明之母。领悟汉字之美，要深入汉字的形成过程和历史演变，要深入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每一个字的诞生，都体现了一定的想象力，但都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逐步总结、创造出来的。汉字的造字方法，承载着汉字形成的基本原理。《周礼》中记载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汉字的主要构成方式，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分别给六书下了定义。了解“六书”，有利于从源头上深化对汉字的认识。文字是作者的“兵”，写作就是对文字的指挥和调配。一个字就是一名士兵，一个段落就是一支队伍，一篇文章就是一列方阵。只有深入研究文字，才能掌握不同文字的秉性和功能，才谈得上调兵遣将、运筹帷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士兵或者没有对士兵基本情况的掌握，再高明的兵法也无从施展。只有主动关心文字，与文字之间经常你来我往、切磋交流，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才能与文字形成默契、成为朋友。那样，正确的文字才会在作者需要的时候自告奋勇、挺身而出，才会减少张冠李戴、贻笑大方。当然，对文字的关心最好是在实战中进行，不然很难检验出文字的真实性能，而且容易枯燥乏味。但实战又不仅仅只有写文章，如果在编短信、写邮件、发朋友圈时，都能斟酌一下文字，一定会拉近与文字的距离。
二是要“辨析”。福楼拜曾对他的学生莫泊桑说过这样一段话：“你所谈到的任何事物，都只有一个名词来称呼，只有一个动词来标志它的动作，只有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它。因此，就应该去寻求到迄今还没有找到的这个名词、这个动词和这个形容词，而决不应满足于近似的、决不应利用蒙混，甚至是高明的蒙混的手法，不要利用语言戏法来逃避困难。”这段话本身就很生动、很深刻。由于优秀的作家能娴熟而准确地运用语言，所以表达立场时能做到旗帜鲜明，批判时弊时能做到一针见血，分析问题时能做到鞭辟入里，描写细节时能做到惟妙惟肖，形容事物时能做到生动贴切，评价概括时能做到恰如其分。提高文字能力的基础在于准确，关键也在于准确。用语准确了，才谈得上鲜明和生动。表达同一个意思，往往有很多相近的词语可以用；而同一个词语，也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用法，这就需要认真辨析相近字词之间极细小、极微妙的差异，并根据语言环境的不同审慎选择用词。比如，“对照”和“比照”，“重要”和“关键”，“严厉”和“严格”，“认真”和“仔细”，“判断”和“论断”，“微妙”和“微笑”，“辨别”和“鉴别”等等，有时差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把过去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虽然只有两个字的变化，但是其意义极其深远，意味着对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政策导向的重大调整。我国古代有“一字值千金”的典故，在诗文创作中有“一字之师”、“字字千钧”的说法，锤炼文字到极致，就应该精确到每一个字，最好能不轻不重、不偏不倚、精准表达、恰到好处。“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如果经常推敲用词，竭力追求从模棱两可到准确无误的跨越，从笼而统之到精益求精的提升，长期坚持不懈，必然进步可期。
三是要“积累”。语言离不开积累。一个人从幼儿、童年、少年逐步成长为青年、中年、老年的过程，是一个全方位的积累过程，语言是积累的重要方面。幼儿牙牙学语时，起初只会叫“爸爸”“妈妈”，后来逐渐会嘟囔更多词汇，再后来可以完整地说一句话，最后能流畅地与人交流。这个积累的过程经常给人惊喜，有家长有时甚至好奇，“不知道孩子是从哪里学的话”。成人其实也一样，可以不断积累和丰富自己的语言，只是其效果不像幼儿那样明显。积累的方式主要有三种，首先是向群众学语言。群众表现实际生活的语汇是很丰富的，作家深入基层的目的之一是学群众的语言。“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打铁还须自身硬”等这样的民间谚语、俗语，简单明了但是寓意深刻。大道至简，悟在天成，再高深的道理都可以表达得很朴实。其次是向作家学语言。作家的语言往往精炼而带有艺术性。“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一部文学作品、一首诗词歌赋、一种思想观点之所以能流传下来，其思想性只是一个方面，语言的精炼和艺术性是个重要因素。比如*同志提出的“战略上要蔑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等著名论断，语言精炼，内涵丰富。比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仅用十个字就高度凝炼了文章对治国理政的重要性。比如鲁迅在《祝福》一文中所写的，“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展现了对语言的强大驾驭能力，非常耐人回味。再次是积累富有时代特色的语言。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而时代精神的精华是通过富有时代特色的语言来记录、展现和传递的。当今时代是网络时代，网络语言虽然面临时代性与规范性相统一的问题，但只要用得巧妙，哪怕“萌萌哒”，也会非常“给力”，进而获得众人“点赞”。
关于“道”的层面，也即文字之外的层面，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提高。
一、善用语法、逻辑和修辞。带兵打仗，不能光靠人数，而必须讲求战略和战术；写好文章，不能光靠字数，而必须讲求章法和布局。打仗时士兵再多，如果思想不一致，上下不齐心，目标不聚焦，纪律不严明，不能把力量拧成一股绳，一群散兵游勇、乌合之众，毫无战斗力可言。写文章也是如此，字数再多，没有中心思想，每段文字都各行其是、毫不相干，或者记流水帐、一盘散沙，文章是立不起来的。要把不同的文字有机整合在一起，就要考虑语法、逻辑和修辞。语法，就是语言表达的基本规范。词语有词语的规范，短语有短语的规范，句子有句子的规范，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的连接也分别有各自的规范。比如，一般来讲，距离相近的短语应尽量保持相同的结构，每句话都应有谓语，用几个定语（包括形容词、数词、量词）形容同一事物时应讲求先后顺序，一句话不能出现歧义，主语要一致，句式不能杂糅等等。逻辑，主要解决推理的问题，关系到前后衔接和不同板块之间的呼应。好的文章之所以让人有一气呵成、酣畅淋漓的感觉，因为其逻辑是通畅的，犹如水银泻地，牵引着读者不由自主往下看。文章中的逻辑主要通过连词来实现，连词是用来连接词与词、词组与词组或句子与句子、表示某种逻辑关系的虚词，可以表并列、承接、转折、因果、选择、假设、比较、让步等关系。比如，“因为……所以……”，“虽然……但是……”，“不仅……而且……”，“尽管……还是……”等等。当然，逻辑有大小之分。小逻辑解决小问题，大逻辑解决大问题。从大逻辑的角度说，还要关照文章立意的一致性，也即文章的前提是否成立，文章的前、中、后部分是否自相矛盾。文章一般都会有一定的前提，如果前提是个假命题，文章不仅会毫无疑义，而且可能带来负面作用。比如，关于党大还是法大这样的假命题。文章不能脱离对矛盾的分析，但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尤其是并列的观点之间不能相互拆台。一旦出现“内耗”，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会大大减弱。修辞，也即修辞手法，是为提高表达效果，用于各种文章或应用文的写作的语言表达方法的集合，主要包括比喻、拟人、夸张、排比、对偶、反复、设问、反问、引用、对比、借代、反语、顶真、互文、比拟等等。表达一个意思，如果平铺直叙，味道可能会差些，辅以恰当的修辞手法，会增加文章的力道和美感，也会让读者觉得文章更加真诚。古人说，“修辞立其诚”，就是后一个目的。*同志曾经说过：“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这里用的就是反复和排比的修辞手法。而“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用的则是互文的修辞手法。不同的修辞，如同不同的兵器一般，都各有所长。比如，为了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可以引用，以求持之有故；为了强化文章的气势，可以排比，以求排山倒海；为了形象化，可以比喻，以求一目了然；为了引起读者注意，可以设问，以求引人入胜；为了表达常规方式难以表达的情感，可以反问，以求强化感情；为了表达讽刺，可用反语，以求风趣幽默；为了显得工整，可用对仗，以求相互衬托，等等。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不要忽视标点的作用。标点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断句，对表达情感和辅助修辞有很重要的作用。标点也是作者手中的武器，不可不用，不可滥用。
二、深入调查和研究。文章是写出来的，更是研究出来的。今年7月，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夏季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起草文稿的“五要、五不要”》的讲话，其中第一条就是“要研究，不要写文章。”杨伟民认为，“好的文稿是研究出来的，不是做文章做出来的。写不出来、写不好的，肯定是因为没有想法，没有想法肯定是研究不够。”但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一些人看来，文章就是写出来的，写文章就是码字、爬格子。之所以人们不吝大方授予文字工作者“写手”“一支笔”“大笔杆子”等等光荣称号，就是因为只看到文章“写”的一面，没有看到“研究”的一面。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文字工作者也把很多精力放在了“写”上面，没有深入调查研究。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关起门来做学问，闭门造车、照猫画虎、东拼西凑、照搬照抄，千篇一律也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写文章就像“一朝分娩”。所不同的是，文章可以一边写，一边研究，而不必完全研究清楚后再动笔，但研究的过程是伴随写作始终的，修改也是一种研究。人们习惯于追求文章的所谓“高度”，好像话说得越大越老越远越好，最好能“言必称希腊，文必提中央”，似乎那样就代表文章有高度，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有理不在声高”，“声潜地底气逾深”，文章的高度其实来自于研究的深度。研究越深入，说理越透彻，逻辑越严谨，越能深入浅出地把问题说清楚，文章才会越让人信服。说到底，文章不是用来吓唬人的，而是给人启发、让人信服的。要做到以理服人，就要拿出证据。不调查，就得不到真实的证据；不研究，就不能准确地分析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写作的规律其实就是科学研究的规律，那种认为仅靠冥思苦想就能写出好文章的想法和做法，本身是违背写作规律、认识规律的。
三、培育正确的思想。文章是思想的反映，好文章是正确思想的反映。文字是表现形式，思想是内在本质。写文章不应该只是自娱自乐，而应着眼于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这就有赖于思想性。文章好不好，一要看表达是否准确，二要看思想是否正确。“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很难想象一个毫无正确思想的人去写文章，会是什么样子？*同志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这说明了什么呢？一方面，实践出真知；另一方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的认识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是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方式不断深入下去的。如此无限循环，认识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事物的形式和本质并不是完全统一的，需要人们开动脑筋、深入进去，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直接合二为一，一切科学都成为多余的了。”思考的过程，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使人的主观认识尽可能与客观实际相吻合的过程。要不断丰富自己的思想，主要的途径有三种，首先是要热爱学习，博采众长，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广泛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此所谓间接经验；其次要有问题意识，善于立足实际发现和提出问题，并善于总结概括，此所谓直接经验；第三要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此所谓思想方法。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需要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基本原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温故而知新”，提高思想水平是一个不断领悟、长期积累的过程。
四、努力做到知行合一。俗话说，“文如其人”，意思是说文章的风格同作者的性格特点相似，能够体现作者的思想、立场和世界观，因而“读其文如见其人”。但这要求文章表达的是作者真实的心声。换句话说，要求作者是知行合一的。文风的背后是作风，文章的背后是人格。真诚的人用文章展示自己的真诚，哪怕这种真诚实际上并不完美；虚伪的人用文章掩饰自己的虚伪，哪怕这种虚伪看起来冠冕堂皇。知行合一的关键，真诚与虚伪的界限，都在于“实”。**在《努力克服不良文风 积极倡导优良文风》一文中指出，所谓“实”，“就是要讲符合实际的话不讲脱离实际的话，讲管用的话不讲虚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无病*的话，讲反映自己判断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讲明白通俗的话不讲故作高深的话”。说话和写文章是相通的，一些经典著作为什么总是耐人回味，因为品读经典就如同在听作者说话，是那样的亲切，娓娓道来，蕴含着思想的力量，能引起读者的共鸣。现实中，之所以一些文章看起来大同小异、味同嚼蜡，说来说去总是那几句话，原因之一是有的干部认为照本宣科最保险，只有照搬书本上、文件上、报刊上的话才是同上级和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一致”，才是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的表现，这是另一种误解，也是没有完全吃透上级和中央精神的表现。严格来说，知行合一不仅是对文字能力的要求，不仅要求一个人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更是对思想境界的要求，要求一个人有很高的道德修为。“芝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贫困而改节”，成大事者，必从修身律己做起，也必有高风亮节。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只有思想境界高了，没有私心杂念，才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出的话，写出的文章人们才愿意听、愿意看。如果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台上台下两个形象，圈内圈外两种表现，即使讲得天花乱坠，也不会有人相信你。”无限接近知行合一，需要把做人、做事和做学问统一起来，把探索真理、追求真理与改造自我、完善自我结合起来。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文章同做很多工作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贵在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文无定法但有章可循，有章可循但又没有捷径，没有捷径但又有规可守。对于作者来说，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对于读者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无论如何，文章不仅是文字能力的体现，更是一个人综合能力素养的体现。2000多年前，司马迁在其《报任安书》中说，他撰述太史公书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精神，研究探索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之间的关系，理顺从古到今的历史变迁，成就自己独立完善的理论著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一目标难以企及。但有一个目标是可以达到而且应该努力达到的，那就是：做人要做实在人，作文要作实在文。
路漫漫其修远兮，唯有上下而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