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香港媒体《亚洲周刊》发布了一个“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的榜单。这份榜单所选出的百部中文小说，均是由《亚洲周刊》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作家们联合评选，从纯文学类到非文学类都有，涵盖范围极广。因此，对于华语文坛来说，这份榜单极具参考价值。

最终，鲁迅先生的《呐喊》，无可争议的高踞榜首，摘得世纪之冠。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张爱玲小说集《传奇》、钱钟书的《围城》、矛盾的《子夜》等，我们熟悉的作品都名列前茅。而沈从文的《边城》排在榜单的第二名，却让很多人颇感意外。

是的，很多人读完《边城》后会有这样的体会：这部小说它虽然有人物，但是里面的人物平平常常，没有鲜明立体的性格；它虽然有故事，但是故事平平淡淡，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与尖锐的矛盾冲突。

因此，很多人读完《边城》，这部华语作家们人人称颂的伟大文学作品后，都觉得故事太平，没有啥意思，更不理解小说究竟美在哪里。

为什么会这样？问题出在了哪里？

没错，问题在于我们读者自己。因为《边城》从来不是一部基于“人物、情节、环境、主题”，这样模式化创作的常规小说。沈从文先生刻画的人物，讲的故事，主要是为了营造一种情调，一种意境。

因此，《边城》是一部非典型的“写意”式小说。

我们大多数情况下读的小说都是常规小说，因此，在读《边城》时，我们会惯性地去忽略小说所营造的意境，而过于关注小说的人物和故事，去体会人物的性格，去解读寡淡的情节。最后，我们实在没法再继续欺骗自己，再继续硬解读下去，只能呜呼哀哉，发出一个疑问：《边城》究竟美在哪啊？

体会不到《边城》的美，不是小说不行，而是我们以对待常规小说的方式，去阅读《边城》。这是我们的阅读方式错了，是学校中以传统小说的“人物、情节、环境、主题”四大件来教学的老师们错了。

那么，《边城》它究竟好在哪？美在哪呢？

阅读完《边城》后，大家肯定都会发现一个问题：为啥《边城》的故事中都是好人，没有一个坏人？

是啊，我们传统的审美习惯都是黑白分明，就像看传统戏剧，白脸的曹操代表坏蛋，红脸的关公就是大好人。看电影时，先要搞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因为故事的情节都是以恶人作恶，小人使坏这样的情节推动的。

人物的善恶对立，忠奸对立，坏人推动故事情节，是传统小说最常见的是情节结构叙事方式。《边城》之所以是非典型小说，就是因为沈从文在创作中放弃了传统小说中常见的二元对立式的情节结构，转而追求情节的自然流动。

从传统小说的叙事角度来看，坏人其实对故事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然而，沈从文却在《边城》的故事中，完全排除了人力的影响因素。《边城》的故事中，没有一个坏人，所有的人都是好人。最后悲剧却还是发生了，这样的设计其实会更会让人感到生命的无常。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既然故事中每个人都是好人，他们又是那么的善良体贴，为何悲剧最终还是发生了呢？

不知道你们思索这个问题时，会不会产生一个疑惑：难道在一个没有坏人的世界里，就没有悲剧了吗？

对呀，凭什么都是好人就不会发生悲剧啊？显然不是，之所以《边城》这个悲剧别出心裁，它独特的原因就在这里。

大量的传统小说阅读经验，使得我们习惯了用善恶对立的二元模式来解释悲剧。这对生活其实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它让我们误以为生活中的种种悲剧，都是恶人作恶造成的，实际上是我们看轻了自己的生活。

现实中的生活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造成悲剧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有必然的，也有偶然的；有的是外部原因导致，也有的是因为我们内心的魔。所以，用忠奸善恶、坏人坏事的方式来解释悲剧，这种认知就显得太片面了。

沈从文用《边城》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我们生活中的所有坏人都被拿掉，悲剧依然有可能会发生。

《边城》没有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情节也不是在斗争中展开的。那么，放弃了坏人坏事，对于故事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 从小说的叙事结构上来看，意味着放弃了传统小说中最核心的部分：尖锐的矛盾冲突。这其实对于写作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苏雪林就曾经说过：“沈从文的叙事风格，就像软绵绵的拳头打胖子，完全没有力道。”这评价除了沈从文的叙事节奏，叙事速度特点，还有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沈从文的小说中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当人与人之间没有了紧张的关系，故事也就没有了力量感。
• 放弃坏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我们必须调整自己的眼光，重新看待生活，解释生活。更不能将悲剧的责任简单粗暴地甩给坏人。如果一定要给《边城》的悲剧寻找一个原因，那可能就是“有话不直说”，一连串的误会，人和人的沟通问题，导致了生命的消逝，情人的分离，和最后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