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岁那年，隆裕太后为我选好了教书的师傅，钦天监为我选好了开学的吉日良辰，宣统三年七月十八日辰刻，我开始读书了。

读书的书房在前星门里的毓庆宫。这里也是光绪小时念书的地方，再早这里是乾隆的皇子颙琰（即后来的嘉庆皇帝）的寝宫。毓庆宫的院子很小，房子也不大，是一座工字形的宫殿，紧紧地夹在两排又矮又小的配房之间。里面隔成许多小房间，只有西边较大的两敞间用作书房，其余的都空闲着。

这两间书房，和宫里其他的屋子比起来，比较矮些，布置也简单些：南窗下是一张长条几，上面陈设着帽筒之类的东西；靠西墙是一溜炕，起初念书就是在炕上，炕桌就是书桌，后来移到地上，八仙桌代替了炕桌。靠北板壁摆着两张桌子，是放书籍文具的地方；靠东板壁是一溜椅子茶几之类的家具。东西两壁上挂着醇贤亲王亲笔给光绪写的格言之类的条幅。比较醒目的是北板壁上有个大钟，说得准确些，是个钟的盘面，直径约有二米，指针比我的胳臂还长，钟的机件在板壁后面，上发条的时候，要到壁后摇动一个像汽车摇把似的东西。这个奇怪的庞然大物是哪里来的，为什么要安装在这里，我都不记得了，甚至它走动起来是什么声音，报时的时候有多大响声，我也没有印象了。

尽管毓庆宫的时钟大得惊人，毓庆宫的人却是最没有时间观念的。看看我读的什么书，就可以知道。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孝经》，最末一本是《尔雅》，基本课本就是十三经，另外加上辅助教材《大学衍义》《朱子家训》《庭训格言》《圣谕广训》《御批通鉴辑览》《圣武记》《大清开国方略》《全唐诗》《乾隆御制诗》等等。十四岁起添了英文课，只念了两本书，一本是《爱丽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the Wonderful Land），另一本还是中国的“四书”，不过是译成了英文而已。满文也是基本课，连字母也没学会就随老师伊克坦的去世而结束。总之，我从宣统三年学到民国十一年，没学过加减乘除，更不知声光化电。关于自己的祖国的现况，从书上只看到“同光中兴”。关于外国，我只随着爱丽思游了一次奇境，什么华盛顿、拿破仑、瓦特发明蒸汽机、牛顿看见苹果落地，全不知道。关于宇宙，超不出“阴阳生两仪，两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之类的玄之又玄。如果不是有的老师愿意在课本之外谈点闲话，自己有了阅读能力之后看了些闲书，我还不会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位置，也不会知道大米原来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但是，如果谈到历史，他们谁也不去揭穿长白山仙女的神话；谈到经济，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一斤大米要几文钱。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总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库伦吃下一颗红果生育出来的，我也一直以为每个老百姓吃饭时都会有一桌子菜肴。由于读书和生活两方面的限制，我到中年以后的常识之不足，常常引起别人的惊奇，我对这情况还是在进了战犯管理所才发现的。有一次，一位同犯问我宫里有多少太监，我说：“那很多了，叫我遣散以后还不少，以前更多了。”“西太后的时候有三千吧？”“大概有三千。”“后来呢？”“太妃各宫都还有，重华宫有，长寿宫有……”“就说你那里有多少吧。”“我那儿光御前小太监就有好些。”“多少呢？”“有两拨儿，东夹道一拨，西夹道一拨。”“什么叫小太监呢？年岁有多大？”“年岁比较小些。”听的人不耐烦了，说：“你怎么老不说数目字呢？年岁小是多小呢？是十岁到二十岁，还是二十到三十，三十到四十？”“对啦，二十到四十。”他们都乐起来。有人说：“难道你小时候就没学过计数吗？”我说：“我就没学过嘛！”后来管理所所长发现了这个问题，指定了溥杰教给我算术。五十岁的人学算术，那一份艰难就不用说了。我的英国老师有一段话说得不错，中国的贵族们都是用不着算术的，一切都有人替他们办了。中国人的珠算是令外国人非常惊异的技能，但是擅长这门技能的，全是伺候人的人，一切有技术的人在那时是被贵族看作卑贱的等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