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心里其实很明白，为了实现复辟清朝的野心，自己逆历史潮流、罔顾民族大义，心甘情愿配合日本侵略者建立“伪满洲国”，已经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所以，日本战败后，他本打算逃亡日本，逃避国家和人民惩罚。

但溥仪的运气不太好，刚来到沈阳东塔机场候机，准备前往日本，苏联红军就从天空降，将机场候厅室控制，并将溥仪带到苏联拘留。

新中国成立后，溥仪被引渡回国。得知自己将被引渡的那一刻，溥仪的内心深处十分害怕，因为他担心人民政府会将他处以死刑，因此，他不断向苏联方面提出请求，希望继续留在苏联。

溥仪在苏联的日子还不错，虽然远不如当年在紫禁城，甚至也缺乏人身自由，但仍可单独用餐，不必参加劳动，待遇比一般战犯好太多。

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的苏联方面愿意收留溥仪。最终，苏联方面拒绝了溥仪的请求，尽管溥仪还曾提出加入苏联共产党。

溥仪回国后，关于*不*溥仪的问题，在中央引起讨论。*的观点非常深刻，他说：“溥仪不是没有可*之罪，而是*了不利。对溥仪这样的人，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就这样，溥仪被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长达9年的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

1959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已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随后，少奇同志发布国家特赦令。

对于首批特赦，溥仪几乎不抱希望，他很清楚自己的罪过，也很清楚自己的表现。他说：“有谁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

狱友们听到这话，都说：“溥仪说得对。按道理说，只有官小的、罪恶小的，才有可能首先被特赦。”

可结果却出乎众人意料，首批特赦名单中，偏偏就有溥仪的名字。

得知自己被特赦的那一刻，溥仪简直难以置信。那么，作为伪满“皇帝”的溥仪，为何能在首批特赦名单之中呢？

首先，经过长达9年的改造，溥仪确实已有改恶从善的表现。而且，生活上他也学会了自理，完全可以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融入社会。

其次，赦免大战犯溥仪，能够带来积极影响。其他战犯，看到连溥仪都能成为首批赦免人员，自然会更加积极主动地接受改造。

溥仪被特赦后，受到了新政府的礼遇。

组织上不仅为他解决了工作问题，先是让他在植物馆上班，后历任中央文史馆员、全国政协委员；还非常关心他的个人生活，撮合他与护士李淑贤走到了一起。

*本人也对溥仪非常关心。

溥仪和李淑贤的婚姻，就是在*关心下建立。

得知溥仪每月工资180元，经常入不敷出，*还慷慨地章士钊说：“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又开玩笑地说：“人家是‘皇帝'嘛！”

*希望溥仪能够完完全全融入新社会，不要对过去的过错有什么心理负担，得知溥仪正在写《我的前半生》，便认真读了一下书稿。

读完，*认为写得不好，他笑着对溥仪说：“你过去是帝王，是压迫人民的，而今天不同了，是人民的一分子了。写前半生要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不能写成检讨书，回忆录要写得细致一些。”

在*的建议下，溥仪决定修改《我的前半生》，并请著名作家老舍、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等人帮忙修改。

1962年春节，*还特意邀请溥仪，搞了一个特殊的家庭宴会。

这次宴会，除了溥仪，*只请了4位客人。其中两位是程潜和仇鳌，他们都是*的好友，且都身居要职；一位是章士钊，他是*相识多年的挚友；还有一位是王季范，他是*的表兄兼老师，与*关系非常亲密。

能与这四人一同被*邀请赴家宴，这让溥仪非常感动。更让溥仪感动的是，*还特意让溥仪坐在自己身边。

新中国的公民生活，让溥仪感到非常充实，非常幸福。

溥仪后来在自述说：“我曾经做了四次皇帝。”

我们知道，溥仪一生做过三次皇帝，第一次是3岁时继承皇位；第二次是1917年，张勋在北京复辟，拥戴他做了十天的皇帝；第三次是1932年，日本人在东北把溥仪扶上了伪满洲国皇位。

第四次皇帝从何说起？

溥仪解释道：“第四次当皇帝，是在被特赦时后，我成为了新中国的公民，获得了选举和被选举的全部权利。现在我同其他中国人民一样，是一个‘集体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