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这首气势昂藏，吞吐万古的对联所追悼的不是别人，正是那“壮志欲为补天裂，慷慨到死心如铁”的英雄好汉辛弃疾。自古以来，辛弃疾的词作莫不被称为‘英雄之词’在这些情感激昂悲壮，风格沉郁雄放的作品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尤为人所称道。但该词所遭受的非议亦不可谓不多，曾有专家称“此词似有悖逆不臣之心”而下此论断的缘故只因稼轩所援引的‘孙权’；‘刘裕’皆为人臣悖主自立之人，所谓“诗言志，歌咏言”我们的专家硬要以此来推断稼轩“似有不臣之志”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在该词中，辛弃疾是否真有此意呢？或者说是什么原因招致了稼轩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绝然的用上“孙权”和“刘裕”的典故呢

气质猛男——辛弃疾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概论》中曾提到过三大关系，即文艺和社会历史的关系、文艺同人的关系以及文艺自身的关系。众所周知辛弃疾所在的时代正是神州陆梁、胡虏盘踞，中华衣冠偏居一隅的动荡乱世，他出生时的北方久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为此他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同时，辛弃疾也不断的亲眼目睹中原百姓在胡人铁骑之下所遭受的凌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期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这令他能够较少的受到传统儒家学说的文化教育，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课习四书五经的儒生所具有的迂腐之气，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自幼读书练剑，多有豪勇之气，独无怯懦之态。”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状态成就了辛弃疾与生俱来便有的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辛弃疾纠合志士在为耿京报仇之后率众南归，开始了他仕宦南宋的仕途，初来南宋，辛弃疾锐意恢复，曾热情洋溢，满怀期许的向统治者提出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极具眼光和军事价值的策论，然而胆小怯弱，苟且偷安的统治者却只是虚与委蛇，虽每多激赏于稼轩的才学人品，然而亦不过只稍加褒赏令其担任一些小地方的闲职。分毫没有让他与闻战阵之道的意思，现实的残酷无情与壮志难酬的苦闷令其越来越觉得压抑和痛苦，终于在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去职赋闲“只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这等豪迈雄旷，刻骨铭心的无奈与煎熬，又岂是不曾经历其事的人所能感受体会的？

少年时读书练剑的辛稼轩

文学作品是民族性、世界性和文艺的时代精神问题，是文艺的社会历史的本质和文艺的审美本质有机的统一，只有真正根植于民族土壤之中的文学作品，只有真正抒发出人民所亟需表达的情感的文艺作品才是优秀的，历久弥新永不过时的。而毫无疑问的，辛弃疾的词作在此意义上已然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当时每个有志之士对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原的渴望，他所抒发的爱国情怀正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于当权者的强烈要求和满心期望，这由稼轩为陈亮写就的词作便可见一斑，而历史上流传甚广的鹅湖之会、斩马盟誓所彰显的亦不仅仅只是一两个所谓的志趣相投的文人儒士的作兴之举，而是代表了当时广大士林对于收复中原，恢复神州的共同情怀和热切期许，正是这种广阔而夯实的群众基础和士林支持，才使得稼轩的词作垂范千古，振聋发聩，马克思说：“文艺是人学思想和人文精神的和谐融合。”辛弃疾的词作正是由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崇高的人文精神浇铸而成。纵使让今天的我们读来也会有心有戚戚焉的感觉，会不自觉的产生一股莫名的英雄豪气，恨不能随稼轩仗三尺青锋，驰骋广袤沙场，仰天高呼“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故而笔者以为读稼轩之词，宛若读稼轩之心，诚可谓是字字泣血，句句锥心！“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这等豪情壮志，这等逸兴遄飞，千古而下亦只稼轩一人而已，想当年壮岁旌旗拥万夫，到而今英雄愤愤独自老，凭栏空悲切，这等锥心刺骨的悲愤之情无时无刻不折磨着这位旷世绝代的豪杰，所以当这垂垂老矣霜鬓斑斑的英雄凭高抚远之时，焉能无抒志士之幽情，唱天地之悲慨的情怀。

想当年，金戈铁马如虎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突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辛弃疾的词作以豪放为主，但又不拘一格，沈郁、明快、激励、妩媚，兼而有之。他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和奇特想象，对自然界的山、水、风、月、草、木都赋予情感和个性，借尸还魂使世间诸物事皆为我所用，使其词意愈加开阔玄远，恢宏博大！还记得恩格斯曾倡导用“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来观察和审视文艺作品，纵观稼轩的词作，无论从语言艺术上还是从创作技法上看，都不是平铺直叙的描写所能替代的，而这又恰恰体现了稼轩在语言艺术和创作技巧上的特殊成就。终其一生诚可谓是：“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纵是困顿蹇蹙难以抒发之时，亦不曾丝毫有所懈怠。辛公千古，其尚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