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喜欢这幅骑马的照片(1940年)

马龄松（1922.12.26～）， 河南省宜阳县人。

1937年12月在河南开封参加抗敌工作训练班,1938年2月结业后参与发起成立河南学生抗敌服务团，向豫南进发，组织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河南确山竹沟镇我党开办的教导队学习。

1938年9月新四军游击支队东征，坚决要求随部队奔赴抗日第一线，成为游击支队最初的4位女同志之一。

1938年底被派到鹿邑县干部训练班任班党支部*。

1939年2月调游击支队政治部组织科工作，8月到豫皖苏边区党委地方工作队和俱乐部任职。

1940年3月31日与张震同志结为革命伴侣。

1940年10月任八路军第4纵队司令部机要科译电员。

“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4师直属政治处宣传干事、卫生部直属休养所代理指导员、9旅供给部指导员等职务。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华中*军第9纵队前方供给部和后方仓库指导员、济南敌产清理委员会人事科科员兼任政治指导员等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合作总社生产局生产科副科长、江苏省手工业管理局处长、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器材公司处长等职。1982年12月离职休养。

▲母亲第一张戎装照（1938年）

80年前的1940年3月31日，在熊熊燃烧的抗日烽火中，在艰苦卓绝的敌后战场上，父亲张震和母亲马龄松喜结良缘，成为夫妻。从此，他们福祸与共，生死相依，为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奋斗、生活、成长在一起。3月31日这一天，自然也就成为我们的“家庆日”。父亲母亲的抗战岁月，是与世界人民、中华民族的伟大反法西斯战争、与我党领导的全国19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的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38年，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随着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华中大片国土沦陷，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9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和*指示，新四军游击支队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成立，由彭雪枫伯伯任司令员兼政委，父亲任参谋长。9月30日，他们率领着这支373人的新建部队，踏上了东进豫东皖北敌后之路。

在这支300多人的队伍里，有4位女同志格外受人注目。她们是高维进、巴方、袁光，还有我们的母亲马龄松。母亲是四人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不满16岁。最初，游击支队筹划东征时，考虑到敌后环境艰苦，不打算让女同志随队，可是母亲她们纷纷提出意见，坚决要求到敌后打鬼子，最后只好批准她们4位同行。东征以后，长途跋涉，行军打仗，她们和男同志一样，从不落后，每到一地还要发挥自己的特长，书写宣传标语，教唱革命歌曲，被雪枫伯伯誉为游击支队的“四大金刚”。这是母亲非常引为自豪的一段战斗经历。

经受过战火的考验，母亲与三位阿姨成为终生好友，每次相聚老姐妹都有说不完的话。母亲现在已近百岁，一些近期发生的事情记不大清，但问及游击支队的“四大金刚”是谁，她能敏捷地说出三位阿姨的姓名。

10月中旬，东征部队到达河南西华县的杜岗村，与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3支队和游击支队先遣大队胜利会师，正式宣布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下辖1、2、3三个大队（后分别改为团），同时任命了吴芝圃伯伯任副司令员、萧望东伯伯任政治部主任。他们几位革命前辈就这样共同肩负起创建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的重任。

10月26日，东征部队行至淮阳县，夜宿窦楼。第二天上午，正准备出发，突然传来“哒哒哒”的机枪声，一辆满载日军的汽车和十多个骑马的日军，*气腾腾地冲了过来。雪枫伯伯与父亲迅即指挥部署，部队展开迎敌。当时的游击支队仅有4挺轻机枪，其余枪支多为土造，加之许多新兵初上战场，多少有点慌乱。久经沙场的父亲挺身而出，操起一挺轻机枪，狠狠扣动扳机，一梭子扫了过去，就打散了日军队形，稳住了我军阵脚。父亲移身再射，奋勇*伤敌军，交火中一颗子弹打来，穿透他的右腿，顿时鲜血直流，但他不顾剧烈的伤痛继续用机枪压制进攻的日军。官兵见状，勇气倍增。

在我军顽强狙击之下，日军大乱，无心再战，慌忙把尸体、伤兵抬上汽车，狼狈逃窜而去。战后打扫战场发现，被击毙日军中有一名叫林津的少尉军官。窦楼之战，历时不长，规模不大，但是打响了豫东敌后对日作战的第一枪，击穿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新四军游击支队的威名很快传遍豫东大地，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各界的抗战热情。

游击支队持续开展敌后作战，1938年底返回鹿邑县白马驿（今属河南省郸城县）休整。当时部队供给非常困难，许多战士大冬天还身穿着单衣。经党组织联络，由鹿邑县县长、我党特别党员魏凤楼协助提供部分御寒衣物和经费。一天黄昏时分，天降鹅毛大雪，魏凤楼派送棉衣的车队到了。一位押运冬装的同志，站在雪地里，冻得直跺脚。父亲闻声让进屋内烤火取暖，一看竟是位女同志。交谈中，知道她叫马龄松，河南洛阳人，才16岁，是共产党员，受游击支队派遣在魏凤楼部做统战工作，公开身份是鹿邑县青训班音乐教员。这是父亲母亲第一次相识，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

几十年后，父亲还清楚地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他在回忆录中用一段近乎文学的语字描述说：那天母亲“军装领口露出红衬衣，与盆中的炭火相映，更添少女的羞涩”。就这样，一颗爱情的种子埋到了他们的心中。一年多后的1940年3月31日，在新四军第6支队驻地安徽涡阳县的新兴集，共同的理想和志向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从此成为终身伴侣。热心的支队联络部任泊生部长用当时少有的相机为他们拍下了这张合影，成为我们兄妹几个和家人最为宝贵的永恒纪念。

母亲是位才女，1934年不满12岁就以优异成绩考入洛阳省立第三中学。此时，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中华民族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沉重危难。作为一名进步青年，母亲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正巧，担任党的豫西特委*的吴芝圃伯伯，以洛中教师的身份作掩护，他用进步思想教育、影响学生，把母亲这样的有志青少年引领上革命道路。1935年一二九运动席卷洛阳，年仅13岁的母亲勇敢地参加“卧轨”行动，阻止陇海铁路通行，以唤醒民众关注，抗议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行径的妥协退让政策。

在洛中读书时，母亲并不知道芝圃伯伯是共产党员，以致后来在游击支队杜岗会师大会上再次见到芝圃伯伯时，还挺纳闷：吴老师怎么也会在这儿？吴芝圃伯伯、宋传芬阿姨一直被母亲尊称为“吴老师”“吴师母”，他们和父亲母亲是彼此遇到难关就能出手互助的亲密战友。

抗战全面爆发后，母亲在河南开封参加抗敌工作训练班,1938年2月结业,训练班全体师生自愿发起成立河南学生抗敌服务团（简称“战教团”），向豫南进发，组织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8月，不满16岁的母亲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党组织安排到竹沟教导队学习，随后加入新四军游击支队，和父亲一起成为见证这支部队创建历史的老兵。

1939年1月中旬，根据游击支队的作战部署，父亲率领第1团向永城、萧县及徐州近郊进发，为开辟豫皖苏边根据地创造条件。永城位于豫皖苏交界地区，沦陷后除了日伪军烧*掳掠外，土匪、杂八队也像瘟疫一样滋生蔓延。他们狼狈为奸，横行乡里，残害民众，无恶不作，致使民怨沸腾。

父亲带领部队一举捣毁了永城东北大茴村“良民”区署，建立起抗日区署。俘获伪军旅长李颜良等以下官兵多名；歼灭永城伪军团长王福来大部，俘其营长以下100余名。在永城东陈集战斗中消灭土匪陈传思大部，并重创由马桥向书案店进犯的日伪骑兵。至此除永城县城仍为日伪控制外，周边的敌伪爪牙土崩瓦解，抗日力量蓬勃发展起来。

在永城活动期间，父亲遇到曾任县长的鲁雨亭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主动向鲁介绍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经过多次深谈，鲁雨亭完全认同我党的抗日主张，表达了参加新四军的迫切愿望。父亲将这一情况电告正在淮上扩展根据地的雪枫伯伯，他很快复电表示同意。

经新四军军部批准，将该部900多人改编为游击支队第一总队，鲁雨亭任总队长。8月20日，由父亲和张先舟做介绍人，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接纳鲁雨亭为中共党员。鲁雨亭率部依托芒砀山沉重打击日寇，成为一支让敌伪闻风丧胆的抗日劲旅。令人悲痛的是，在次年4月的山城集战斗中鲁雨亭总队长奋勇*敌、壮烈殉国。父亲母亲一直十分缅怀这位抗战英雄。

▲ 2005年4月1日父亲题字纪念鲁雨亭同志殉国65周年

转眼间，东征已经一年，游击支队在新兴集举行了纪念大会。还决定将10月1日作为游击支队东征纪念日。当时谁也没有想到，10年之后，我们的新中国就在这一天胜利诞生。

为了总结一年来东征的斗争经验，父亲先后在《拂晓报》上发表了《东征以后》《周年回忆》等文章。《东征以后》被《八路军军政杂志》转载，父亲还收到从千里之外的延安寄来的6元8角钱稿费，他在日记中风趣地写道：“真发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