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城市经济学家经过研究发现，不同的经济群体居住在城市的不同区位。那么，不同年龄的人应该住在城市的哪个地带呢？

图/新华社

• 文丨黄芳芳

当前国内出现的“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现象，其实正表明人口正持续向大城市及大都市圈集聚。

近期，智联招聘发布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报告显示，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100强：京杭沪位居前三。从某种程度上说，北京、杭州、上海等城市的吸引力与城市活力，吸引了大量人才的流入。如果说，人们喜欢住在自己向往的城市，那么，不同年龄的人应该住在城市的哪个地带呢？

经济群体为何住在不同地带？

知名经济学者任泽平在一篇名为《控不住的人口：从国际经验看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人口发展趋势》的报告中提到了一组有趣的数据：“北京市的二环—三环人口密度最高，接近27000人/平方公里；其次是二环内、三环—四环、四环—五环。在五环—六环间，人口密度则不到3600人/平方公里；在六环外，人口密度更是低至不到400人/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北京市五环内集聚了接近一半的常住人口。

与日本东京相比，北京五环内的人口密度为15774人/平方公里，比前者多了977人/平方公里，这也意味着北京五环内人口密度已经偏高了。

那么，人口为何会集中在城市的核心区域？为什么不同的经济群体会居住在城市的不同区位？

在芝加哥学派看来，城市是由不同人口组合而成的有机体，以复杂的劳动分工为特征。也就是说，城市像一个生物体一样，既会变大，也会变小，它也会像草原一样，有的水草丰茂，有的则退化成沙漠。

随着人口的压力不断增大，城市不断向外扩张，由此引发了人口和机构不断向中心区域聚集和商业设施不断分散化的双重过程。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认为，由于竞争，不仅促进了社会分工，还使得不同的经济群体分布在城市的不同地点。

图1：同心圆模式图

郑长德、钟海燕在《现代西方城市经济理论》一书中提到，根据城市经济学家们的研究，他们发现了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出几种有趣的模式，比如，著名的同心圆理论。该理论的提出者伯吉斯是社会学家帕克的学生。伯吉斯认为，城市最终会形成以中心区高度聚集的形式，该中心成为城市的控制中心，也是地价最高的地方，围绕中心区会形成数个同心圆。读到此处，或许大家会联想到北京，这个城市二环以内的房子价格不菲，相比之下，五环外的通勤区则较为便宜。而不同阶层往往住在北京的不同地带。

那么，城市是如何被伯吉斯分为五个同心圆区域的呢？

夏建中在《城市社会学》中提到，同心圆理论的第一环是中心商业区，即城市的中心。我们常常见到的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中央商务区），大多分布在城市的中心位置。

第二环是过渡区，贫民窟、城市中最破旧的房屋等都集中在这个区域。也就是我们常常见到的“城中村”现象。为什么市中心的平民化现象会出现？其中的一种解释是，过渡区居住着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早期就生活在城中心，由于没有特殊的谋生手段，对中心商务区是寄生性的。比如，在北京胡同里开小卖铺的人，尽管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但他们必须生活在那里。一方面，他们买不起位于五六环的房子；另一方面，他们一旦搬走也会失去谋生的手段。

另一种解释是，CBD除了有高端的写字楼和高端的产业外，还需要一些服务性的行业来支撑它的发展。比如，在国贸CBD附近，还住着大量快递业从业者，尽管他们的工资水平没办法让他们像CBD里的人那样，过上同样奢华的生活。但CBD的发展又需要服务性的产业和群体。所以，我们会看到在CBD周围会发展出看起来比较低端的消费业。也就是说，CBD与周边的“城中村 ”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第三环是工人住宅区，居民基本上是从第二环迁出的原住户。

第四环是较为高级的住宅区，如高级公寓等，独栋住宅占据大片的区域，显示出这些住宅的主人有实力享受这种高档的生活。

第五环是通勤区，那些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带或郊区的居民，为了满足自己对郊区生活方式和住宅所有权的渴望，宁愿忍受上下班距离上的不方便，每天往返于市中心与郊区之间。”

尽管同心圆理论的提出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而最初也是学者研究美国的城市得出的结论，但这个模型的解释力很强，当下大多数城市发展都出现类似的痕迹，包括北京，这个模型道出了城市发展的一些必然性。

可以说，城市的中心地价高，集聚了各类资源，能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拥有较多的社会活动，这也是人们最理想的居住区域。然而，由于地价及生产、生活成本不断高企，这会促使城市内部的就业向CBD以外的地区转移，比如搬到郊区去。城市区位在空间上的布局就呈现出不同于“同心圆模式”的变化。

图2：扇形模式图

由此，芝加哥学派的学者霍伊特通过对142个城市1900年、1915年、1936年三年居住模式变化的考察，提出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扇形模式。在他看来，中央商务区位居中心区，批发和轻工业区沿交通线从城市中心向外呈楔状延伸；居民区呈现为由低租金向中租金区的过渡，高房租区沿着一条或者几条城市交通干道从房租区开始向郊区成楔状延伸。

事实上，同心圆模式是从地租贵的地方向地租便宜的地方扩张的一种状态；而扇形模式是在地租比较贵的情况下发生的扩张模式。比如，某开发商看好一块土地时，需要获得一定的贷款才能进行土地开发，而此时，需要一定的集聚效应。这意味着，这个开发商会联合其他开发商多拿一些土地，这片区域就呈现楔状发展了。这便是两个模型不同的地方之一。

图3：多核心模式图

城市就像有机体一样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学者对城市的研究也是不断精进的。1945年，美国地理学者哈里斯和乌尔曼提出了多中心模式，这个模型比同心圆理论和扇形模型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当今越来越多的大城市的发展趋势是多核化的，比如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就说明了城市的发展，除了CBD作为大城市的中心外，还有支配一定地域的其他中心存在。

前面提到的三种模式都是学者们通过研究不同城市的空间结构总结得出的理论。那么，有没有一种理想的城市结构模式呢？

夏建中撰写的《城市社会学》中提到，58年前，三位学者塔弗、加纳和蒂托斯提出了理想的模型，即中央商务区（CBD）、中心边缘区、中间带（高级、中级、低级住宅的混合区）、边缘带（城市新区，聚集轻工业和中等收入群体居住区）、近郊区（近郊住宅区、近郊工业区、近郊农牧区等）。

由此可见，不同的阶层或经济群体居住在不同的功能区中。比如，富裕阶层住在中央商务区，工人阶层、服务业从业者住在中心边缘区，中等收入阶层住在中间带，高收入阶层会住在边缘带或近郊区。的确，通过城市经济学家的观察与思考，为我们选择城市中的居住地，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你应住在你该住的地带

依据城市经济学家们的研究，中等收入群体以及年轻的职场人可能会住在城市的边缘区、近郊区。不过，这也意味着，较长的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会引发严重的职住分离。随着人口的增长、城市的扩张，尤其是像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职住分离的状况尤为突出。

回顾历史，1988年以前，在中国的住房福利分配制度时代，职住接近是城市上班族的特征之一。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住房改革向市场化转型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国城市加速发展，职住分离已成为当下上班族显著的特点。

职住分离现象受哪些因素影响呢？据贾晓朋等人在《中国特大城市职住空间分析⸺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的研究表明，北京市职住空间关系主要受城市结构、城市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流动人口四方面因素影响。从城市结构来看，北京呈现出团块状的城市形态。北京市的就业区和居住区域分散布局的格局不仅增加了通勤距离，同时，早高峰、晚高峰同向交通使得道路更加拥挤，增加了通勤时间。北京也由此获得了“首堵”之称。

尽管职住失衡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常见的问题，但是缓解职住空间分离矛盾并非毫无办法。

董艳霞等人在《北京外围新城职住空间组织特征与优化策略》一文中，通过对亦庄地铁线路早晚高峰客流量的分析发现，同济南路站点区域不仅有大量的居住团组，还有较大的产业空间，且相关配套服务设施较为完善，职住空间均衡。但相比之下，旧宫地铁站点附近产业结构单一，相关配套设施较弱，职住空间存在较大错位。这意味着，产业空间与居住相关配套服务设施越完善的区域，职住越容易达到平衡。

尽管，首都的“虹吸效应”吸引了众多外来人口到北京就业，但人口流动其实与职住分离呈负相关关系。举例来说，贾晓朋等人（2021）的研究显示，流动人口所占比重越小则城市职住分离程度越严重。原因在于特大城市房价高昂、消费水平较高，以及本地户口带来众多“特权”和福利，因此，流动人口住房购买意愿低于本地常住人口，往往形成靠近工作地居住的特征。当然这也有助于缓解大城市职住分离的状态。

如果城市的某个地带呈现职住均衡的状态，人们就不必耗费大量的通勤时间，有更多的时间提升自己的能力，这样有助于个人按照自身职业规划来发展。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笔者建议，仍处于奋斗阶段的年轻人，不仅要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也应该选择住在距离工作地点近的地方，努力为事业积淀资源与能力。尽管住在郊区生活成本相对较低，但是，时间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毕竟时不待人。如果能在职业上升期，住在离工作地点近的区域，你将比同龄人获得更多提升自己的时间。

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而言，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可以在城市经济学家们提出的“边缘区”“近郊区”购置房产。位于这些区域的住宅建筑比市中心更具现代性，同时相关的配套设施也较为完善。而且，这些区域的绿化面积较大、景观宜人，适合居住。大部分中等收入群体可以通过购置汽车作为通勤的交通工具，能够较好地解决职住分离的问题。

当然，由于大部分优质的教育资源聚集在城市的中心地带，也会有一部分较高收入的中间阶层选择在城市的中心区域居住，让后代享受较为优越的教育资源。

张琦在《城市经济学》一书中提到，当一个人的经济实力强大时，空间偏好会促使他选择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居住或在经济活动区域行动。比如，喜欢运动的企业家有时会把工厂建在运动场附近。受到传动文化影响较深的人，会选择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美的田园去居住。当前，有些住在城中心的老年人选择搬离原住地，迁移到近郊区甚至是风景秀丽但经济不发达的区域。他们辛苦了大半辈子，希望寄情山水，度过余生。

然而，对于老年人来说，上述选择并不理性。其实，他们应该选择居住在医疗资源丰富的城市核心区，不仅生活方便，也有利于为自己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而不是像当前有些老年人选择搬离市中心，选择通勤不便利、医院资源较差，但风景宜人的郊区居住。

对于他们而言，一旦身体健康出现问题，看病的烦恼会使他们后悔搬离市中心的选择。尤其是，在空巢化现象严重的影响下，城市老年人在孤独感、心理消极感受方面的问题以及老年痴呆、帕金森等老年人常见病尤为突出。若他们搬到距离子女更远的地方，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日常照料，更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

在西方城市经济学家看来，不同的经济群体居住在不同的区位。不过，从长远来看，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你应该住在城市不同的区位。也就是说，处于职业上升期的年轻人应该住在离工作地点近的地方，为自己的职业目标奋斗不息；收入较高的中产阶层住在边缘区或近郊区，享受景观居住两相宜的通勤时光；老年人则应该留在城中心，颐养天年。

作者简介：黄芳芳系经济日报出版社学术和城市经济编辑部主任，新闻、出版从业12年，策划出版的《还是钟南山一书获得经济日报社直属企业2020年度优秀作品好策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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