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会》（Metropolis 1927）剧照。

大而言之，“有用”有着两个不同的维度。其一是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性，即在目标已经明确的情况下，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优解。这种思维模式在理工科是主流，而文科对此并不擅长。例如，新干线就是思考怎样组合技术才能实现东京与大阪间的最快移动这一课题并努力开发得出的结果。此外，最近在信息工程学领域，正在开发能够更高效地处理大数据并进行语言检索的系统。这些事例都是先有了明确的目标，随后才产生有助于实现目标的积极成果。而文科很难取得这样显而易见的成果。

《武林外传》（2006）剧照。

“有用”还有另外一个维度。比如有时候本人正不知如何才好，友人或是老师的一句话让自己茅塞顿开，此前觉得颇为棘手的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这种情况，开始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是友人或是老师的一句话让自己找到了方向，也就是发现了目的或价值尺度。这种创造出价值或是目的本身的有用性，我称之为创造价值型的有用性。这种实践一旦发生作用，社会将重新审视原有的价值尺度，或是创造出新的价值尺度。文科的“有用”，多数情况下属于后者。

这方面德国的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分，已经成为经典。韦伯认为理性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工具理性”针对确定的目的，进而选择最为有效的一系列手段，而“价值理性”并非针对某一目的，其行动本身就具有价值。

韦伯在1917年11月发表“科学作为天职”演讲的慕尼黑斯坦尼克艺术厅。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富有洞见地指出，虽然新教伦理是价值理性，但其一系列行为就结果而言，催生了具有强烈工具理性色彩的资本主义。而在价值理性丧失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工具理性的自我循环之中。他强调在工具理性自我封闭的系统中，价值终会丧失实质，变得徒具形骸，而工具理性指导下的行为无法从内部打破这一僵局。这是一个前景黯淡的预言。韦伯希望寻找到通向价值理性或是个人魅力型领袖主导的体系等其他介入路径，以此打破这样空心化的系统。

如其所言，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是指已经有了预期目标或是确定的价值，在思考达到目的的最佳手段时的有用，它无法从内部突破既有的体系。因此在目的或价值尺度发生变化时，会迅速失去其曾有的作用。

换言之，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性，或者说是作为工具、手段的“有用”，只针对事先给定的目的才有效。如果目的或价值尺度本身发生了变化，那么以为“有用”而做出的解答，将变得毫无价值。实际上，只要时间足够长，这样的情况是一定会出现的。

“文科才是有用的”

价值尺度绝非并非一成不变。

以数十年为单位回看历史，不难发现价值尺度的变化。例如，20世纪60年代与今天，价值尺度已经迥然不同。1964年举办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以所谓“更高、更快、更强”的发展型价值尺度来衡量现实是理所当然，社会也在这一尺度下提出了种种对“有用”的需求。新干线、首都高速公路，都是从当时这一价值尺度出发而追求的“未来”。从超高层大厦到东京湾开发，经济增长期的东京一路追逐着这一价值。但进入21世纪后，我们的价值观有了些许不同。人们开始推崇可长期使用、可回收再利用的手段，慢节奏、更愉快、花费更多时间去发挥作用的方式受到重新肯定。这就是价值尺度发生了变化。

《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ALWAYS 三丁目の夕日 2005）剧照。

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个例子，是索尼公司的随身听（Walkman）与苹果公司的iPad、iPhone之间的差别。索尼之所以没能够成为苹果，是因为索尼是在已有的价值尺度上进行不断强化。随身听将功能凝聚于欣赏立体声这一点上，实现了其便携性，在这个意义上是具有革新性的，但说到底它也只是一个欣赏立体声的装置。而iPad、iPhone则刷新了电脑以及手机的概念。何为交流，需要怎样的技术来实现交流，苹果公司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最终改变了技术这一概念本身。这就是价值尺度的变化。五年十年也许还能维持原态，但假以时日，价值尺度必然发生变化。

不仅仅是索尼，在给定的价值尺度内开发出随身听这样优秀的产品，是日本，尤其是日本工科的强项。但正如iPad、iPhone的案例所示，价值转换意味着概念框架自身发生变化，与在给定的框架内制造出优秀产品的行为属于截然不同的层面。日本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缺乏在历史大潮中改变价值尺度，并大胆预测未来的力量。我认为这也是日本今后也不得不屈居于“跟风”地位的主要原因。

在多元的价值尺度中，为了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适用最佳的价值尺度，就需要与各种价值尺度均保持一定距离，采取批判的态度。深陷于某一个价值尺度，将失去应对新变化时的灵活性。日本经历了这样的教训，战争时一说“鬼畜美英”，大家都众口一词痛斥“鬼畜美英”（ “鬼畜”一词来源于佛教的饿鬼道、畜生道，转为对行为残酷、非人的人的蔑称和诅骂语。与今天作为亚文化及视频类型的鬼畜意义不同。），战后一说“高速增长”，大家又都朝着“高速增长”奋力疾行。这样的状态绝对无法产生新的价值。不仅如此，在大家争先恐后追求的目标落后于时代时，又会因为无法找到新价值，不知该向何处去而彷徨无措。

在价值尺度发生戏剧性变化的现代，本应作为前提的目的转眼便被颠覆的事例屡见不鲜。在这样的状况下，应该如何创造出新的价值尺度？在新的价值尺度出现时，又该如何去评价？思考这些问题，仅凭完成目标的知性活动是无力的，必须依靠能够以多元视角把握价值尺度的知性活动，而这主要是文科负责处理的领域。

为了创造出新的价值尺度，就必须对现有的价值尺度，即那些被大家视为天经地义的东西，抱有怀疑态度，对之进行深刻反思，冷静批评，从而发现不同价值尺度存在的可能性。如果不能对经济增长或是新增长战略这样似乎不证自明的目的和价值提出疑问，从超越其自明性的视角出发思考问题，就无法产生新的创造性。在这方面，文科不可或缺。“理科有用，文科虽然无用但有价值”这样的讨论方式，我认为是大错特错。应该说，理科的知识生产多为短期见效，而文科的知识生产多能长期有用。

“理科”与“文科”分离，

是一个近代事件

接下来，我们终于可以对开篇提出的论点，即为何“理科有用，文科无用”这一流行观念是错误的，又为何以更长的时段来看“文科才是有用的”，结合历史背景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