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教授》（The Professor 2018）剧照。
中世纪的大学中，只有“有用之学”（神学、法学、医学），和“自由之学”（博雅，Liberal Arts）的不同，并没有“文科”与“理科”的区别。前者的有用性不言自明，而“博雅”作为“自由”的学问，被置于与之相对的位置。神学被放在“有用之学”的行列也许令人感到意外，但在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是价值的核心所在，神学思考的是如何献身于神，自然是终极有用之学。紧随其后的，是对国家“有用”的法学和对个人“有用”的医学。
中世纪的“博雅”既包含理科也包含文科，之后文理逐渐分离。这一分离，出现于国民国家兴起、资本主义以产业革命为契机迅猛发展的18世纪末以后。在这一时代，伴随着“教养”概念的形成，“文化即教养”这一国民规范也确立了起来。作为古典教养的哲学、文学、史学，主要被放在“哲学部”或是“文学部”，这些学部也逐渐成为文科知识生产的中枢。另一方面，在“博雅”学习中并未与文科相区分的“数字之学”，分别独立为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规模也变得相当庞大。
象征性地显示出“理科”与“文科”分离的事件，是大学教育的重心由“哲学部”向“文学部”的转移。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欧洲各大学中与法学部、医学部、神学部并列的“自由之学”的学部，其名称由“学艺学部”变为“哲学部”，之后再变为“文学部”和“理学部”（“人文学”，Humanities，被频繁用于大学的学部名称是在20世纪以后）、“文学部”与“理学部”明确分离，是在19世纪以后。
“文学部”与“理学部”，构成了今天“文科”“理科”区分基础的两个学部，各自作为独立组织确立了起来，取代了此前统一的“哲学部”。无论是“文学”还是“理学”，在实践理性对知识的正确运用（即哲学）这一点上，本应是殊途同归。但经过19世纪的组织分离，二者逐渐被视为完全不同的学问。
《城市之光》（City Lights 1931）剧照。
导致这一分离的决定性社会因素，是产业革命。随着产业革命和机械技术的发展，不断涌现出的发明创造彻底改变了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社会整体的变化是由理科主导的认识，而文科对这一变化或是批判或是追随，总之是被排挤到了被动接受变化的位置。
在19世纪以后的世界，“理科”站在技术主导的社会前沿，作为自然科学新发现及工程学新发明推进者确立了自身的地位，而“文科”则站在对这样技术主义的社会进行制约，对其价值进行质疑的立场上，确立了自身的地位。从这一历史脉络来看，“理科”作为“有用”的知识得到发展，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也不难理解为何“文科”对这一变化一直持批评态度，与之保持着距离。
在近代产业化的进程中，与逐渐形成的新体制的关系决定了各个学问领域的地位。在这一意义上，工学系的知识生产与经济学系的知识生产之间，还可以说存在着某种亲和性。但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因此还不能说是自我定位于单纯地为近代产业社会服务的“有用之学”。总体而言，理学、工学、农学、医学、药学等构成“理科”核心的各个领域，伴随着近代产业社会的大潮，扩大了其在大学中的存在基础。
《新生》（The Freshman 1925）剧照。
工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9世纪中期以前，历史较为悠久的土木工程学占据着工学领域的中心地位，而19世纪末机械工程学获得长足发展，作用变得更加重要，进入20世纪后，电气工程学的力量大大增强。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化学工程学的作用变得突出，在二战末期登上历史舞台的核工程学，在二战结束后也一直保持着工学领域中最强的预算获取能力。
与此相对，19世纪以后的“文科”，可以说是在与迅猛发展的“理科”的彼此区别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当然，这里的“文科”，也包含法学这样历史悠久，其传统能够与医学相提并论、上溯到古代的学问，无法简单一概而论。这也是上述众多论者将“文科”与“博雅”、“教养”混为一谈的理由之一。神学与法学暂且不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近代意义上的历史学，都是曾经在“博雅”或“哲学”中混沌未分，之后逐渐作为文科的专业而独立出来的学科。
“文科”的诞生
以提出世界体系论闻名的沃勒斯坦，曾经精辟地总结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这四个社会科学领域是如何在19世纪以后近代产业化的进程中，被相互补充地创造、构建出来，并形成固定规范的。
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1930年9月28日—2019年8月31日），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著有《现代世界体系》（3卷）等。
“社会科学本不存在，存在过的充其量只是其前身。随着19世纪的发展，一系列的名称及其学部、学位、学术组织缓慢但明确地出现，最晚在1945年（有些在此之前）形成了今天我们使用的学科范畴。（划分现代学问领域的）知性根源，是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认为国家与市场、政治与经济，可以分析为属于不同的（大多数也是彼此独立的）领域，各领域有着各自特殊的法则。社会热切地希望这些领域各自独立运作，而学者也将其作为不同的领域进行研究。考虑到很多对象既不属于市场领域，也不属于国家领域，为了填上这一缺口，这样的东西都被塞进冠以社会学这一宏大名称的剩余品收纳袋中。最后还剩下远离文明世界的人们，与这样的群体进行交流是一件困难的事，因此以他们为对象的研究，采用了特殊的规则与训练方法，并赋予其人类学这一颇有些问题的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