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在建国十周年之际特赦在押战犯,是历史中很有重要意义的政治事件。当时,在国内外、海内外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这一事件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
(1959年9月16日,彭真副委员长在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九次会议上宣读*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特赦的建议)
1959年12月4日,遵照上级指示,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等战犯管理所分别召开特赦释放大会,共有33名战犯被宣布特赦。
其中有国民党战犯30名(将级16名,校级9名。党政入员4名,特务1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当过伪满皇帝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也名列其中。
关押在北京功德林获得特赦的原国民党战犯有: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10人。
这十人曾经担任的职务,或许有些历史迷还记得:
杜聿明----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王耀武----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曾扩情----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郑庭笈----国民党第49军中将军长;宋希濂----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周振强----国民党浙西师管区中将司令兼金华城防指挥;卢浚泉----国民党第六兵团中将司令;陈长捷----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杨伯涛----国民党第18军少将军长;邱行湘----国民党青年军第206师少将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
获得特赦后,这些曾经的战争罪犯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他们中部分人员被安排为全国或地方政协文史专员并积极工作,撰写、征集、审阅、研究、校勘了数以亿计字的文史资料文稿,协助编辑出版了《文史资料选辑》等系列专题文史图书,不仅为现代历史留下了宝贵资料,还在促进祖国统一方面付出了积极努力。
从1959年到2000年,杜聿明等十名获得特赦的战犯陆续走完了旅程。不妨盘点一下这十位历史人物生命都定格的哪一刻,看看他们的晚年结局。
杜聿明
(晚年杜聿明与妻子曹秀清)
1961年3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文史专员,完成了数篇颇有价值的文史资料,后被特邀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副组长。
1980年,他发表《纪念 二·二八 寄语台友》一文,呼吁在台湾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们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1981年5月因患肾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王耀武
王耀武在民间的知名度不低,首先他作为抗日名将被历史铭记;其次,解放战争时期那句“打开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口号流传甚广,也大大增加了他的知名度。
获得特赦后,王耀武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4年冬天又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周总理关心下,王耀武经人介绍与北京82中教师吴伯伦结婚,组成新的家庭。“动荡”岁月,王耀武受到冲击批斗。1968年因病逝世,享年64岁。
1980年5月,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为王耀武和溥仪、廖耀湘三人人补开了追悼会,置骨灰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曾扩情
曾扩情被特赦后,组织上规定他可以留在北京工作。但他的儿子来信欢迎他去沈阳,说一切都给他安排好了,他便去了儿子那里。没过多久,他听说留在北京的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等都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心中后悔莫及。不过他和李仙洲后来也都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著有《黄埔同学会始末》、《西安事变回忆》、《何梅协定前复兴杜在华北的活动》、《川陕甘边绥靖主任公署的反共措施》、《记成都解放的经过》、《蒋介石两次派我入川内幕》、《我的一生》等文史资料。1983年病逝,终年94岁。
宋希濂
史料记载:1959年12月4日,宋希濂作为第一批获得特赦战犯走出功德林。那天,他的黄埔同学、开国大将陈赓专程来到功德林接他。宋希濂见到陈赓后激动不已,说:“真没想到会有今天,我对人民犯下如此滔天罪行,而共产党对我还如此宽大。”陈赓说:“两军相争,各为其主嘛。我党政策历来是既往不咎,只要改悔认错,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宽大。”宋希濂为陈赓对他的关心和鼓励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宋希濂曾受邀出席在政协礼堂举行的新春聚餐会,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此后又先后被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1980年,宋希濂赴美国探亲,与久别的子女团聚,后定居美国。在纽约创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并任总顾问。1984年2月在华盛顿与蔡文治、李默庵、侯镜如发起建立黄埔同学会及其家属联谊会,任副会长。发表宣言称:“切盼我全体军校同学及其家属奋发参加促进中国统一运动。”同年6月,到北京参加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纪念活动,被推选为黄埔同学会副会长。作为一代抗日名将,宋希濂将生平自述集成为《鹰犬将军·宋希濂的自述》一书。1993年2月在纽约病逝,享年86岁。
陈长捷
陈长捷的名字与天津密切关联,他是因顽固死守天津被解放军在平津战役中俘虏的。首批获得特赦后,陈长捷受到周总理接见,总理对他宽勉有加。
随后他到上海与家人团聚。并任上海市政协秘书处专员,负责文史资料的编撰工作,写有10余篇30多万字文稿,留下较珍贵历史资料。“动荡”岁月,他受到严重冲击、批斗。1968年4月不幸去世。1979年2月,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在龙华革命公墓为他举行追悼会,宣布给他平反昭雪,其骨灰安放在龙华革命公墓。
杨伯涛
(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杨伯涛、溥仪、王耀武、周振强(左起)在一起研究工作)
出生于湖南的杨伯涛是侗族。他17岁从军,从小兵当到排长,后毕业于黄埔七期和南京陆军大学第十四期,在抗日战场逐渐成长为高级将领。
1948年在淮海战场双堆集战斗中,杨伯涛作为国军王牌18军军长被解放军俘虏。随后,他被送到解放军教导队学习。期间专心撰写了《美军战术之研究》一书,成为志愿军赴朝作战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1953年解放军教导队解散,杨伯涛受到党和政府的特殊优待而未经军事法庭审判,1959年第一批获得特赦。根据周总理指示,杨伯涛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担任文史专员,但专门负责由全国各地征集的军事史料,每年审稿500多万字。
因为受到新中国党和政府的特殊优待,杨伯涛心情舒畅,常把家里当成办公室。除专心收集整理文史资料外,他还潜心写作,完成了《记解放战争蒋军的覆灭》、《杜聿明将军》、《陈诚军事集团纪要》、《杨伯涛回忆录》等书著。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连续当选第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还是黄埔军校同学会对台联谊会副主任、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祖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委员,积极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工作。1994年,他带动社会各界捐资修建芷江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坊”,还捐资三万元成立芷江“中小学助学基金会”,捐资一万元建起了“芷江第二幼儿园”。2000年,杨伯涛将军因病逝世,终年91岁。他是功德林首批获得特赦十人中最后一位去世的。
郑庭笈
毕业于黄埔军校五期,在抗战中军功卓著,是民国时期“海南三郑”、“文昌三兄弟”之一。1948年任国军第49军中将军长,在辽沈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首批获特赦后,历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1996年6月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
邱行湘
18岁考入黄埔五期步兵科,35岁成为将军。1946年,他在东北四平战役中大显身手,被蒋介石夸奖为“邱老虎”。1948年3月在洛阳战役中,这位国军青年军整编第206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被解放军俘虏。特赦后,曾任江苏省政协委员,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1996年12月在南京病逝,终年89岁。
周振强
周振强从军较早,1923年,19岁时加入粤军,成为了孙中山大元帅府卫士,后入黄埔一期。1949年5月,已经升任国军中将的周振强在守卫金华时被解放军俘虏。首批被特赦释放后,他先是在北京南郊中朝友好红星人民公社参加劳动,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八十年代被特邀全国政协第六、第七届委员,1988年4月84岁时病逝于杭州。
卢浚泉
卢浚泉是云南省昭通人,彝族。1922年考入云南讲武堂第十八期,1924年入黄埔军校轮训班,后留校任第三期学生队区队长、学生军营长。抗战期间任师长、军长。1948年6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军第六兵团司令兼锦州警备司令。10月在辽沈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获得特赦释放后,曾任云南省政协秘书处专员,撰写有《锦州蒋军被歼回忆》等文稿,1978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9月在昆明病故,享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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