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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列宁去世后，联共(布)内在苏联经济建设、对外政策、党内民主等方面的争论日渐激烈，先后出现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派。到1926年春夏，这两派结合形成了“托季联盟”，共同反对斯大林的内外政策。

为了对付反对派的攻击，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的多数派以联共(布)十大关于维护党内统一的决议为武器，运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的权力，于1926年7月将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10月撤销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同时解除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职务。1927年11月，又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开除出党。后来，由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表示悔过，才于1928年得以恢复党籍。

托洛茨基由于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于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在流放地，托洛茨基与各国反对派分子建立了联系，继续批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政策。1929年1月，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决定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境。

在托洛茨基反对派与斯大林多数派的诸多争论中，中国问题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大革命失败前，双方争论的问题主要是：共产党人要不要退出国民党、要不要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行动等。在大革命失败后，双方争论的问题主要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责任，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革命性质、任务等等。

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即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建议。同年7月，他们再次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从中国召回加拉罕、移交中长铁路给中国政府等主张。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托洛茨基曾警告：要警惕国民党的右转。然而这些建议均遭到斯大林多数派的严厉谴责。

在1927年5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托洛茨基等人坚决反驳了斯大林等人为其中国政策所作的辩护，坚决反对依靠武汉政府，认为这将重演“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们提出要维护共产党的独立性，成立苏维埃政权，建立工农武装。这些主张再次遭到了斯大林多数派的斥责和嘲笑。

大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猛烈抨击斯大林等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提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应该对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认为正是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而中国共产党只是斯大林政策的受害者。

联共(布)内的争论和斗争，自然影响到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列宁学院等学校学习的中国学生。一些在国内经历了大革命风雨和饱受大革命失败痛苦的学生，了解到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派争论的具体内容后，十分赞成托派(托洛茨基反对派，后同)的见解，特别是在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上，他们对斯大林等人诿过于人，坚持自己一贯正确的做法非常反感。

托派成员王文元回忆说：

关于中国革命的争论，我几乎是直觉地同意了反对派……过去，我早就有了一些怀疑的，第一，是我们在北方(南方的情形我不甚清楚)硬替国民党发展组织，我从来就觉得可笑；第二为什么我始终把希望寄托在高级军人和政客身上，受了一次骗又自愿地为另一个骗子去效劳?第三，为什么要把武汉工人的枪械缴给唐生智?为什么要压制湖南农民的“过火”行动?这些怀疑，我最初只是茫然惶然；后来听说这都是陈独秀犯的错误，是违背了国际指令的。可是今天，在那些精心编辑过了的讨论文件中，我却终于看到：无论鲍罗廷，无论陈独秀或印度人罗易，都不过是政策的执行者，真正决策者乃是联共的中央，是斯大林。

在中央派主张的所谓完全正确的政策，与我们在国内见到的所谓被执行错了的政策之间，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原则上的不同。倒是隐隐约约透露出来的，断章取义引来的反对派的表面上非常荒谬的论据，根本和国内所曾实行的政策不同。

这样，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中，有一批人不顾可能遭受斯大林多数派打击的危险，从思想上和感情上开始倾向于托洛茨基反对派，还有人秘密参加了反对派。

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游行集会，斯大林等苏联高级党政军*站在主席台上检阅队伍。当中山大学的游行队伍走到红场入口处时，队伍中的托派学生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事前准备好的旗子挥舞着，呼喊着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顷刻间，拥护斯大林的学生与托派学生便扭打起来。然而，紧接着的队伍中又有人打出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旗子，还有人大声呼喊，声援队伍前面被围攻的托派学生。

在斯大林与托派斗争十分激烈的当口，红场事件使双方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从而也促使斯大林加快了处置托派的步骤。托洛茨基先是被开除出党，后被流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也被开除出党。而在红场事件中向斯大林发难的中国托派学生，则全部被开除党籍或团籍，除少数人被流放到南俄靠近伊朗的边界服苦役外，大多数人于1927年底被遣送回国。

斯大林没有料到的是，这些被遣送回国的托派学生非但没有停止活动，反而将托派主张和观点带回中国，并感染了一批人，最终导致在中国也出现了托派组织。

1928年12月，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在上海建立。这个托派组织的领导机构为“全国总干事会”，史唐、陆一渊、张特、梁干乔、区芳、陈亦谋、宋逢春、萧冰洋、李梅五、徐正庵等为托派中央和各区负责人。

这个托派组织成立之后，便仿效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创办地下刊物《我们的话》，也创办了一个同名的油印刊物，作为宣传托洛茨基理论的机关刊物。由此，这个托派组织也被称为“我们的话派”。

托派组织以上海为中心的活动，尤其是《我们的话》的刊印，使托洛茨基关于革命的一些观点开始在非托派组织人士中传播，而且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效果。郑超麟回忆说，当他第一次从尹宽那里看到油印得并不清晰的托洛茨基的文章时，仿佛有什么电光闪过他的头脑，他昏乱了，一时间竟判断不出文章中的话是对是错。但他最终还是被托洛茨基吸引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