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们今天讲的这本书很高级，叫作《减法》。听这名字，你就觉得这本书特别有意思。Less is more，少就是多，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大家都知道这个口号，也认同“不能把生活搞得太复杂”这个观点，但我为什么要再次讲这本名为《减法》的书呢？因为这本书的研究成果曾经荣登在《自然》杂志的封面上。
大家知道，在科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两本杂志，一个叫《科学》，一个叫《自然》。《自然》杂志封面文章的研究者，后来写了《减法》这本书。所以less is more，少即是多，这个理念绝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有着丰富科学背景的学科。他用整本书来给我们论述，为什么做减法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相信你听完这本书以后，一定会让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更加轻松。
这本书带给我的最大启发是什么呢？我读了那么多关于复杂体系的书，我始终没有想明白一件事：为什么有的地方越修路，这个地方会越堵？
因为平常我们解决拥堵的办法就是修路，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有的地方修了路以后，反而比以前更堵了。还有一些城市，拆掉了几条道路以后，反而不堵了。这让我们普通人的大脑来想，想不出来。因为路明明多了，怎么还会堵车呢？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作者从科学的角度给出了解释，我们在后面会讲清楚这件事。
在开篇的时候，作者讲了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发生在旧金山，这个地方我去过。旧金山靠着海，有一个叫作恩巴卡德罗的海滨。在二战以后，国家修了一条双层高速公路，通往那个海滨。但这个双层高速公路并不实用，而且因为有了它的遮挡，周围的环境也不会特别好看，居民的生活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大家就讨论公路应该怎么处理，是再把它往前延伸，还是拆掉它？
当时规划委有一位委员，是一位叫作苏·比尔曼的女士。她经过了深入的研究和测算，建议拆掉这条公路。但是拆掉这么一条双层公路，却遭到了大家强烈的反对。首先是上班族，认为这会影响他们通勤；其次是公路两边的商铺、汽车旅馆，认为这会影响他们的生意……大家闹得不亦乐乎，天天为这个事打官司、吵架。
经过了很多年的争吵之后，政府终于把这条公路拆了。但大家没想到，公路拆掉以后就恢复成了一个公园，海滨变成了一个生态化的地方，游客来得更多了，而且根本没有耽误任何人上下班，同时周围商户和居民们的收入都得到了提高。所以，这是第一个以少为多的案例。
第二个案例更有意思。大家知道纳尔逊·曼德拉，他从监狱里出来，后来当了总统（南非前总统）。在一次演说中，他专门向一个叫作利奥·鲁滨逊的人致敬。各位知道利奥·鲁滨逊是谁吗？这是美国的一位黑人码头工人。纳尔逊·曼德拉说，如果没有利奥·鲁滨逊的努力，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就不会被取消。大家不明白为什么，那么这位利奥·鲁滨逊到底做了什么呢？
其实利奥·鲁滨逊只做了一件事。他作为一个黑人，特别反感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所以他只做了一件小事，就是在1984年的时候，他带领工友们拒绝搬运南非的货物下船。利奥·鲁滨逊和工友们不搬货物，就产生了连锁反应，导致其他各个港口都开始拒绝搬运南非的货物。
接下来，那些在南非投资的厂商就不敢投资了，因为货物都不能下船。所以欧洲、美国的资本逐渐从南非撤出，导致南非整个种族隔离政策的崩溃。
那利奥·鲁滨逊做了什么增加性的动作呢？没有，他只是做了一个减法，只是说我不做这件事，从而导致这么艰难的斗争——连纳尔逊·曼德拉都为此坐了27年牢，他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斗争，还无法实现的目标，最终竟然能在南非实现。所以，纳尔逊·曼德拉要感谢这位码头搬运工的领袖。
这两个案例放在前边，让我们知道了减法的力量。所以作者在前言里就问大家：“你如果想知道加法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影响，就问自己一件事：你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忙碌了？”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一下，你会发现事情好像变得越来越多。因为我们习惯用加法来解决问题，而用加法解决问题的结果，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又会产生新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矛盾变得越来越多。
因此，这本书的核心就是让我们认识到减法的力量。作者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是什么内容呢？他通过长期的实验和科学的观测发现，人们更多地重视加法、更少地使用减法是一个惯例，他用实验证明了这件事情。对于科学，我们不能口说无凭，不能随便拿嘴说说。
作者是怎么做的呢？首先这个启发，来自作者陪他3岁的儿子搭积木。搭积木的过程中，作者发现有一座桥搭斜了，一边矮一边高。那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桥没搭平，大人们的习惯就是在矮的这边加一格，桥就平了。但是他发现，3岁的儿子没有加这一格，而是把高的这边拆掉了一格，桥也平了。所以作者说，这会不会是一个区别，会不会是小孩子跟大人不同的区别？
于是他拿着这套搭了一半的玩具，到课堂上找了很多学生来搭，作者在旁边慢慢观察这些人的行为。他逐渐发现，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增加一块。因为我们的习惯就是增加一块，大家想都不想，增加一块积木就平了，只有极少部分的人会减掉一块。
作者说，积木这是一回事，我们换一个材料再试试。然后他拿了一个乐章，跑去找音乐学院的学生，让他们修改一下乐章，看看怎么让这首歌变得更好听。结论是，绝大部分的人增加音符，少部分的人会减少音符。
然后作者又拿了一篇文章给很多人看。他选了各种各样的人，年龄、层次都不同，让大家来改一下这篇文章，思考怎样才能改得更好。结果70%以上的人选择增加文字，只有20%以下的人选择减少文字。作者还用了很多方式来测试，基本都是3倍的差距，也就是想到增加东西的人数，是想到减少东西的人数的3倍。
还有一个最具科学性的实验，就是“栅格实验”。在一块板子上，有很多大小不同的格子，这边有一些格子做成的图形，那边有一些格子做成的图形，然后实验者就会问：“怎样让两边的图形对称起来？”这是不是很简单？让图形对称起来的方法，就是把缺少的部分填上，或者把多了的部分去掉，这两种方式都能实现对称。
但实际上，只有20%的人选择了减少格子来实现对称。其实题目没规定应该是什么图形，只要两边对称就好了，但只有20%的人想到减少格子，80%的人还是选择增加格子，这就很奇怪了。
那人们这么选择的可能性是什么呢？做科学，我们讲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所以作者做了一个可能性的预判，他说：“我们选择加法，或许是因为我们更喜欢自己制作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宜家效应’。”就像大家从宜家买回来的家具，很少有人投诉质量不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你自己装的。其实家具质量有可能很一般，但是你组装好以后，就会觉得我投入了心血，这个柜子就不一样了。
“选择加法，或许是因为删减东西就意味着要承认之前添加的属于沉没成本。”如果你要把家里的东西扔掉，心里会很难受。因为这意味着你买错了，而承认自己买错东西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明明已经很糟糕了，但你可能还在不断地为它付出更多成本——这叫沉没成本。
“或许是因为我们相信：如果某个事物存在，那必定有它存在的理由；或许是因为失去比收获更令人不安。当然，摒弃错误理论，拆除一条碍眼的高速公路，废除种族隔离政策，也没有失去什么，但正如我们将在后面读到的那样，人们很容易把减少当作一种损失。”
我们天生把减少当作一种损失，那怎样才能增加我们在生活中做减法的可能性？这个作者给出了三条建议：
第一个方法，叫作“更深入地思考”。那些在高速公路边上抗议说“不要拆，不要拆”的人，他没有像专家一样去做深入地思考。他只是觉得我已经习惯这条路了，现在拆掉，没有了，我应该怎么办？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小区里每次闹矛盾，都是因为有一些人不想变化。有时候只是换一个保安公司，有时候只是换一个园艺公司，只是换一个清洁公司，业主们就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他并没有深入地思考，他是本能地觉得我不想要变化。这是第一个方面，所以我们要深入地思考。
第二个方法，叫作“有意识地想到减法”。你今天听了这本书以后，以后再处理问题，比如公司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工作的问题，想想看，能不能用一下减法。这是第二个方法。
第三个方法，叫作“在改变上投入更多的心智带宽”，“心智带宽”这个词是我最大的收获。什么叫心智带宽？日本人曾经做过一个搞笑节目，特别好玩。据说一个人在打电话的时候，你在他手里塞什么东西，他都会接着。比如说，我在这儿打电话，有人过来给我递一杯咖啡，我就拿了，说声谢谢，这很正常。但日本人就很搞笑，别人先给一个人送一杯咖啡，他要了，过一会儿看到他还在打电话，又牵了条狗交到他手里，他也接了，接了以后他继续打电话，一会儿突然发现怎么有条狗在手里？特别好玩。你在网上可以看到这个视频，这种心智的容量就叫作“心智带宽”。
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在开车的时候绝对不能打电话吗？好多人觉得我打电话也照样能看路，没影响，不要紧。但打电话很容易出事，原因就是打电话会占据你头脑中的心智带宽。心智带宽变窄了以后，你开车的反应速度立刻就会下降，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打电话千万不要开车，开车不要打电话。
所以，当我们在改变上投入更多的心智带宽，意味着我们不是凭着惯性在做决策，我们不是一拍脑袋说“招人，招人”，说“再加一个流程”。就像公司里一旦出问题，老板们首先想的是把问题写到规则里去，所以公司的规则越加越多，加到最后，能*人都走掉了。因为我们做事不过脑子，我们的心智带宽太窄了，老板整天想着怎么还债，所以他没工夫想这事到底应该怎么做，所以心智带宽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这一章，叫“加法本能”，就是让我们回到原始社会，理解人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加法。因为人和其他动物一样，有一个展示自身能力的本性。女同志喜欢背一个特别贵的包，是为了展示自身能力；男孩开一辆很贵的车，也是为了展示自身能力。
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有一种鸟叫园丁鸟，特别好玩。在求偶期间，雄性的园丁鸟就会搭一个特别夸张、特别漂亮的房子，如果有一排雄性的鸟，就会搭一排房子，都搭在一个地方，然后雌性的鸟就会过来看，一个房子一个房子地参观。参观完了以后，雌鸟看哪个房子搭得最好，它就跟那只雄性的鸟交配。这就是它们求偶的过程。
最好笑的是什么呢？雄鸟和雌鸟交配完了以后，没有一只鸟会住在搭好的房子里。意思就是雄性园丁鸟搭了那么奢华的房子，它们并不住，这只是为了给雌性的鸟看，看完以后它们俩结婚了，然后搬去雌鸟简陋的窝里住，而豪华的窝根本不住，这就是本性。
人们还有一个本性，叫作“获取物品的本能”。因为在原始社会的时候，人们的生存条件非常糟糕，上午能吃到东西，但下午未必有饭吃，所以人们一有东西就囤起来，尽量地往家里放。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家庭里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儿媳妇跟婆婆之间关于废旧物品如何处理的矛盾。老人家最喜欢囤东西，觉得什么东西都可能有用，瓶子用到一半，也觉得可能有用，所以家里变成垃圾堆了。这是人类原始的本能——获取物品的本能。
最后一个本能，就是人们感受多少的能力。很奇怪，一个小孩子没有学过任何加法，但是你给他两堆糖，他就能够知道哪个多，哪个少，这就叫作感受（相对）数量的本能。而且人们对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的感知还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说，我给你80个糖豆，然后我再拿走30个，这是第一种方案。第二种方案是我给你20个糖豆，我再给你30个。你选哪种方案？绝大部分的人都会选第二个，都会选20加30，讨厌80减30。虽然这两个方案的答案都是50，跟庄子讲的“朝三暮四”的故事是一个道理，但这不是用来嘲笑故事里的猴子，而是从科学的角度讲，让我们知道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带给人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大家还知道，原始人从旧石器时代来到新石器时代，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飞跃，就是石器的使用。砸碎了这个石头，石器才能形成锋利的刃，而这个砸碎石头的过程就是减少的过程。你得从石头中剥去一部分，才能有一个边，才能变成一把石刀。所以，给我们人类带来真正进步的，是当年的减少。
米开朗琪罗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别人问他为什么把雕塑雕得那么厉害，米开朗琪罗说：“天使就在石头里，我只是去除掉了多余的部分。”在我们外行人来看，雕塑是增加；在米开朗琪罗看来，是减少，就是把没用的部分拿掉。
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加法定义了文明。比如说，咱们一说到文明，就会想到罗马斗兽场、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土耳其的哥贝克力石阵……这些东西都是在不断地增加。所以增加给我们带来了文明的基调，让我们觉得只有增加东西，才能够显示出这个地方文明的力量。这给我们的内心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和冲击，所以也导致了人类的本性依赖增加，而忽略了减少。
另外，人们解决问题的方式跟加法也息息相关。人不仅仅看细节，人还要看“场”。大家知道“场”这个词是很有意思的，什么叫“场”呢？人与周围环境相结合的产物叫作“场”。而处理问题的时候，人们有两种不同的方法，就是看你的“场依存性”高还是低。什么叫“场依存性”？也就是你解决一个问题是更多地看细节，还是更多地看宏观，这就叫场依存性。更多看宏观的人，场依存度高；更多地看细节的人，场依存度低。
给大家举一个心理学的例子。这儿有一幅图，这幅图里有非常杂乱的格子，看不清。然后，作者要求被实验的对象快速地在格子里找出一个八边形。各位，八边形可不容易找，这是菱形，这才是六边形，像螺母一样，八边形比它还要多两个边。我当时就找了半天，说没有八边形。
然后作者说，如果你发现这个八边形所花的时间很长，你的场依存性就大。你越关注图中的所有线条，也就是那个场，就越难找到八边形。反之，如果你很快找到了八边形，说明你对周围线条的关注度较小。
我听到这句话的提示以后，很快就找到了八边形。各位知道怎么找吗？就是你根本不用在现有图形里找，而是你找到一个边就开始捋，图形多奇怪都无所谓，只要找到八个边的，就是一个八边形。因为你忽略了周围那些场，忽略了周围那些线条对你的影响，说明你处理问题是一个场依存度低的人。这就是高和低的区别。
我们从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倾向独立性的人忽略减法，是因为他们专注于单个对象，不能在大的环境当中进行取舍。而倾向依存性的人忽视减法，是因为他们关注周围环境，而忽视了需要清除的对象。”也就是说，无论你是一个场依存度高的人，还是一个场依存度低的人，我们都普遍地倾向于忽略减法，这就是作者论文里最重要的科学发现。
我再举一个大家更容易听懂的例子。比如说，我在这儿堆了一堆的沙子，堆成了S形的形状。现在问你一个问题，我另外在这边放一堆沙子，不是S形的，就是一堆沙子放在这儿；那边放着用玻璃碎片堆成的S形。这时我问你，哪一堆物品跟最开始那堆S形的沙子更像？
这个问题问得很模糊，是这一堆金字塔一样的沙子跟这堆S形的沙子更像，还是S形的玻璃跟这堆S形的沙子更像？怎么选？有人选玻璃，有人选沙子，这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他们给数千人做过这个测试，大家选择都不一样：“美国的参与者更倾向于认为S形的玻璃碎片与S形的沙子更相似，而日本的参与者则更多地选择一堆沙子。”
为什么要挑出美国和日本来讲呢？因为这是两个相去甚远的文化。美国人在心理上认为S形更重要，只是这个形状恰好由沙子堆成，而日本人则认为是沙子的本质更重要，他们俩看中的侧重点不同。这两个不同反映了什么呢？“通过这些发现，我们很容易判断出日本人思考问题更注重整体性，而美国人则更关注细节。一个更实用且可靠的结论是：看到沙子的人看到的是‘场’；而另一些人看到的是目标对象，就是这个S形。”所以大家回答得不一样，就是因为角度不同。
“可以肯定的是，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同一种情况。因此，场依存性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我们看待一种情况的角度会影响我们做出改变的方式，影响我们是否会考虑做减法。”或者我们减法的切入点在哪儿，你是更关注那个“场”的变化，还是更关注这其中细节的变化，这都跟我们的本性有关。
所以你知道，当你理解了人类不愿意减少的本性以后，就会发现这种本性有多难改。1927年，有一个叫作凯奇琳的建筑师做了一个伟大的发明，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空心砖。过去砖头都是实心的，就像长城上的那些砖头，但是根据力学的研究，砖头的承重只取决于四边，中间的心是起不到承重作用的。但直到1927年，人们才发明了空心砖，一下子帮我们节省了特别多的材料。对于地球的环保、经济的节约、对于墙体的轻质性，都有很多的好处。
老子在《道德经》里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在一个人从小到大学习的过程中，每天的知识是不是都在增加，学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当你要真的接近道的时候，真的应用这些知识、用在生活当中去做事的时候，你要不断地简化、不断地减少。“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做到最后不做了，这个道都能自然地运行。老子多了不起，他在2500年前就已经提出了减法的思维，作者在书里也经常引用老子的话。
这是第一部分“加法的本能”，我们现在了解了。
但是，加法跟减法，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讲哪个好、哪个不好，这两个要相得益彰。你想想看，如果没有金字塔、没有长城、没有哥贝克力石阵，人类的文明是没法一代一代地演进的。因为增加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得知道不能省去哪个部分，得知道要让加法跟减法相得益彰。
另外，现代社会也更倾向于做加法。书里提到了一个标志性的演讲，1949年1月20号，美国总统杜鲁门就职，那时候人们刚刚从二战中解脱出来，杜鲁门就做了一个具有煽动性的演讲，他用的手法叫作“首语重复”。大家知道奥巴马做演讲，最喜欢首语重复，就是不断重复前面几个字，例如“我们需要怎样，我们需要怎样，我们需要怎样……”，这叫首语重复，听起来非常有震撼力。
杜鲁门当时怎么讲的呢？他说：“生产更多的食物、更多的衣物、更多的建筑材料，以及更多的机器！”人们刚刚打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个地方的物资都非常匮乏，而美国有非常完备的工业体系，所以杜鲁门上台以后就说，我们要生产这些东西卖给全世界。这就奠定了21世纪的一个基调，就是增加，只有不断地增加，似乎才能够解决整个世界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从人类诞生到1949年”，也就是到杜鲁门演讲的这个年份，“世界总人口增长25亿左右，之后仅仅过了70年，世界人口数量便增长至1949年的3倍，就是70多亿。1950年全球人均收入大约是3000美元，尽管人口数量增长了3倍，但2016年全球人均年收入仍然达到了约14500美元。全球人均预期寿命从1950年的48岁，增长到今天的70岁以上。1950年15岁以上群体中，具备阅读能力的人占55%，而今天这个比例超过85%。”
这种不断增加的过程，奠定了整个20世纪和21世纪的基调，所以人们陷入了忙碌的陷阱。你会发现全世界的人都越活越累，我们挣了这么多的钱，比50年代的祖辈们生活得富裕多了，但是我们怎么变得越来越累了呢？我们没有感受到从容，我们只感受到了富裕。“表面上抱怨，实则是一种炫耀”，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讲“最近忙，最近忙得不得了”，当一个男人跟你讲他最近很忙的时候，这代表着我很成功，事情很多。
书里还记录了一个心理学实验。作者找了一群人，把大家分成两组，然后每组每人都给了40美元。40美元还是挺多的，换算成人民币得好几百块钱。
然后，第一组拿这40美元随便买东西，买完之后大家聊一下，看这一天过得怎么样。另外一组，作者也给每人40美元，大家可以花钱来免除一些工作。意思就是第一组的人要花钱买东西，但他同时要完成一些任务和工作，而第二组的人不买东西，但可以拒绝做那些工作。比如你让我去接孩子，我出20美元找人替我接了；你让我打扫卫生，我出10美元找人替我打扫。
两组人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花这40美元，结束以后，作者询问哪一组的人对这一天更满意。各位猜哪一组更满意？作者进行了很多次实验，都是花钱减少事的那组人心情更好，而花钱买东西的那组人心情并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花钱购物，买了很多东西以后会觉得添堵，质问自己“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我怎么又这样”，但你买的时候控制不住。
我最开心的事就是卖旧书。好多人喜欢加我的朋友圈，就是想看我卖我们家的旧书。我把家里的旧书翻出来，有这么厚一摞，只卖100块钱。这个价格我肯定是亏了，因为那么厚一摞书，只卖一两百块钱太少了。但每次卖完一大堆，快递把它们全部寄走的那一刻，我感到神清气爽。这就是断舍离了，你减少这些东西以后，你会觉得非常开心。所以，我们通过心理学实验证明，减少事情才是更开心的方法。
接下来，我们看怎么做到思维反转，有哪些方法帮助我们更多地做减法。第一招，就叫思维反转。马克·吐温曾经说过一句特别有名的话：“我因为太忙，所以没法把这封信写得更短。”这句话很有名，因为你要把一封信写短，需要下很大的功夫，要慢慢炼字，慢慢删减，最后做到言简意赅。但马克·吐温说今天太忙了，所以写长了点给你寄过去。
这句话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它提供了一个方法，叫作“满意度达成后的减少”。意思就是我们的减少不能建立在无所谓的基础上。比如说，让遥控器的按键变得更简单，结果功能少了一大半，那肯定不行。我们得保证基本功能都能实现，然后再把遥控器变得更简单，这才是一个有效的减少。而这个减少的方法，叫作“满意度达成后的减少”。你首先得达成基本的满意度，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考虑怎样改变，怎样减少。
作者提出了一个比例，叫作“信息墨水比”。信息墨水比最大化，指的就是我们传达出来的内容越短越好，最好能用最少的字就把这件事说清楚，这是简化的方法。大家现在可以看看这本书的封面，封面画的是一个坐标轴。咱们过去学解析几何的时候，要把纵轴、横轴画得非常清楚。但那是考试，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图表看的是什么呢？其实是趋势。减法的趋势就是把这两边都简化掉，一杠，这就让我们知道了减法的力量。
第二个方法，叫作“减至激发出喜悦为止”。生活需要减少到什么程度？减少到激发出喜悦为止。比如说，在日本非常流行的断舍离、心花怒放的整理术，就是通过整理生活，点燃我们内在的快乐，然后产生心流。大家回去可以学一下我卖书，你们可以回家卖包，或者清理家里多余的衣服。
市面上也有很多捐赠的渠道，我们就捐赠出去，把多年不穿的旧衣服整理出来，打包捐赠出去，一下子就能感受到由内而外的快乐。那种快乐的感觉，比买东西要强烈得多，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直到下一次我们再把柜子塞满，然后再捐出去。这就是我们说的“减至激发出喜悦为止”。
第三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对减法进行转换。为什么呢？因为减法的词都带有“消极效价”，也就是减法的词只要出现，我们心里就觉得不舒服。一个事件、物体或想法对人的内在吸引力，这就叫作“积极效价”；或者带给人们的厌恶感，这个叫“消极效价”。你听到一件事觉得高兴还是不高兴？觉得高兴，那是积极的；觉得不高兴，就是消极的。
“正如（化合价）在化学中一样，效价现在是心理学的一个既定概念，对心理的建构非常有帮助。”我们要让一个东西更容易被人接受，我们可以转化它的心理效价，把那些大家不喜欢听的词，变成大家容易听的词。
这跟丹尼尔·卡尼曼的研究——也就是《思考，快与慢》的作者——有很大的关系，他说“人都厌恶损失”，所以各位就能理解，我们去4S店买车的时候，为什么卖车的人希望我们能试驾一下？因为一旦你试驾了那辆车，你就会觉得这辆车是你的了。一旦你觉得这辆车是你的，你就希望一定要拥有它，这时候跟销售讨价还价，就是为了成交。
大家到样板间去看，最会销售的人都会说：“想象一下你坐在这个地方，想象一下你在这儿做饭是什么样的感觉……”他们不断地让你想象这是你的家，想多了就扔不掉了。这就是厌恶损失的心理，来自效价这个概念。对于损失的东西、减少的东西，我们的心理效价就是排斥的。
接下来，是这本书里我认为对我启发最大的一部分：减法可以改变系统。这是从系统论和复杂体系的角度来看待的。比如，利奥·鲁滨逊在拒绝卸载南非货物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的影响有多大。没有人能够测算出来，说这就是远隔千里之外的种族体系崩溃的起点。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也没有人能简单地预测一个系统。
但种族主义就是一个系统，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系统会从哪里崩溃，因此当码头工人做出这个反应的时候，连锁反应来了，导致整个种族歧视系统崩溃了。所以，要看清一个系统的时候，我们需要看清它的细节，更需要看清这个“场”，这两者都很重要。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者，叫作库尔特·勒温。库尔特·勒温启发过两个了不起的人物，都是我们曾经在书里讲到的。一个人就是著名的心理学家费斯廷格，我们经常会看到“费斯廷格法则”，费斯廷格就是库尔特·勒温的学生；另一个人就是丹尼尔·卡尼曼。这两个人都曾多次引用库尔特·勒温的学术发现。勒温讲过一句话：“消除系统内阻碍进步的力量，是最有效的改变系统的方式。”因此要改变一个系统，我们有一类好方法，有一类坏方法。
什么是好方法呢？消除进步力量的阻碍，这就是好方法，因为你所用的方式是减少、减少、减少。而坏方法就是增加，通过增加规矩和方法来改变这个系统。比如说，一个公司为了鼓励创新，就会不断地增加KPI（关键绩效指标），再给每个人增加一条规定：你所做的创新产品的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多少。很多公司习惯用增加指标的方法来决定员工的行为，最后员工就崩溃了。
所以好的方法是，我们能不能通过减少约束来增加创新的行为？比如减少一个报销的流程、一个审批的流程、一个评委会的流程。在我们过去的系统中，人们不相信复杂体系，反而更相信机械式的掌控，导致我们产生了一个误解：掌控得越严密，这个体系越会稳固。
复杂体系的学者考夫卡，曾经有一句被人们误读的话，这句话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大家听过这句话吗？很多人都讲过，“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比如说，你们家本来有两口人，现在增加了一个孩子，请问你们家的事是不是只多了三分之一？绝对不是。多了一个小孩以后，事情多了好几倍，因为家庭关系多了好几倍，所以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但这不是考夫卡的原话，他的原话是：“整体不是部分的机械相加。”因为他们的互动关系会非常复杂，我们不能把这三个人加在一块儿就组成一个家庭。
那这里，就要揭示我们之前说的道路问题的答案了。为什么修了更新的路以后，效果可能会更差？原因是什么呢？各位知道，道路出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行为，每一个开车出门的人，他的行为都是自己来决定的。成十万、上百万的人在这片地域里活动，他们的行为都是自己选择的，当你多了一条公路以后，他们可能整体转换了一种出行方式，而这个出行方式是不是最优解呢？其实不知道。很有可能这条路的修建，使得整个系统从原来的最优解变成了次优解，这个次优解就会导致更多的拥堵。
反过来讲，你拆掉这条公路，从机械态的角度讲，路面的比例少了，车多了，应该会堵车。但这条公路的拆除，导致人们的出行方式发生了变化，可能就不堵了。这是一个随机的变化，并不是说拆除这条公路以后，人们还这样出行。因为城市太复杂，所以拆路反而会变成一个最优解，进而导致路面没那么拥堵。
这就彻底解决了我头脑中一直想不明白的事。因为这个社会是复杂的，道路体系复杂到你用计算机都算不清楚，所以有时候“少就是多”。这件事不仅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韩国，在很多地方都发生过。人们发现拆了公路以后，交通环境变得更好了，甚至拆掉红绿灯，出行更通畅了。
作者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过去上大学的时候，参加足球队踢比赛，他们的队伍怎么都踢不过别人，就是联赛无望的水平。大家猜他们的教练用了一个什么方法？教练竟然裁掉了两位队员，也就是在平常训练和预选赛的过程中，只让九个人上场踢。一支十一个人的球队只上九个人，大家都觉得教练疯了，这根本没法踢。但事实并非如此，等到这九个人配合得非常完美了以后，正式比赛的时候再增加两个人，变成十一个人，最后的结果是他们得了冠军。
为什么呢？因为十一个人的队伍并不是最好的。他选了最好的九个人，把这九个人先练成一个体系，练成最优解。虽然最后增加了两个人，但他们只是边缘人物，九个人的核心已经练出来了。教练用这种方式训练出了一支冠军的球队，跟我们以往想象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我们通常会希望这个大名单越长越好，我们希望拥有更多的人，希望更多的人上场，但是这个教练所用的方法是减少，用九个人练出一个核心来，这都叫作“系统性地思考”。
所以我们想要系统性地使用减法，得学会拥抱复杂，追求本质。作者说：“遇到复杂系统，我们要尽量避免超过工作记忆的负荷。一份含有上千件物品的清单，或许在进行法律诉讼时用得上。但如果我们既要记忆又要运用这些信息，这些信息就会变成一幅全尺寸的地图，大得可以遮住太阳。为了改变系统，我们需要找到系统的本质，这就意味着需要删去一些细节。那么问题就是：留下什么，又删除什么？这个是挑战。如果系统越复杂，做减法的难度就越大，那么做完减法后的收获也就越大。如何减少不必要的细节，正体现了我们干预系统的方式和着力点。”
所以，马龙·白兰度在《教父》里说的话就特别重要，叫“一秒钟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一辈子也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会有不同的命运”。所谓“事物的本质”，就是看你能不能够抓住复杂系统中最核心的那几根支柱。
就像我自己写的那本书，叫《陪孩子终身成长》。教一个孩子成长是一个典型的复杂体系，如果在这个复杂体系中，我事无巨细地把这个孩子管好，肯定会全家崩溃，谁也受不了，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个孩子的方方面面。但如果我们知道，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三件事——无条件的爱、终身成长的心态以及价值感，我们把这三根支柱找好了，孩子就会长得非常愉快。你也开心，也轻松，孩子长得也幸福、快乐。这就是事物的本质。
书里还有一个例子，讲的是作者的表姐在急救室当主任。各位想想看，当急救科主任是什么感觉？我之前陪家里人晚上看急诊，实在太吓人了，房间里一会儿这边打架了，一会儿那边又喝醉酒了。那么复杂的一个环境，让我们外人看，就会觉得这工作很难做。因为手术室只有两间，只有几张打吊瓶的床，我们要如何接待这么多奇奇怪怪的病人？
作者后来就问他的表姐，她是怎样从容地处理急救室这么多事情的呢？表姐回答，只有三件事。各位注意“三”这个数字太重要了，你找到这三根支柱，就能解决复杂体系的问题。
第一个，叫作“需要对该患者立刻实施救生干预吗”，就是你要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不抢救就死了，这是第一条。第二个，“该患者需要占用多少医疗资源”，也就是你要救助这位患者，需要调用多少医疗资源。第三个，“该患者的生命体征如何”。在这么乱的环境之下，急诊科负责调配资源的人，考虑的就这三件事，从这三件事出发，每个晚上都能够平稳度过。
当我们面对复杂体系时，如果把每一个细节都想到，我们肯定照顾不过来，所以一定得抓住最重要的部分。这还有一个极其精彩的案例，我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各位知道有一个叫作“心脏导管”的手术，就是在心脏里面插一根导管。在美国，每年差不多有三万人因为导管感染而死亡。三万人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美国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大概也是三万人，相当于每年因为导管感染死亡的人数，跟大街上因为车祸死亡的人数是一样的。
后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们就研究怎么优化这个插入导管的过程，最后得出了非常简单的步骤。“第一步，用肥皂洗手。第二步，用消毒剂清洁病人皮肤。第三步，用无菌纱布包裹患者的整个身体。第四步，佩戴无菌口罩。第五步，穿戴帽子、防护服和手套。第六步，在导管部位敷上无菌敷料。”如此简单的这六步，效果出奇地好，几乎完全消除了置管感染的情况。
但这个案例精彩在哪儿呢？后来有人提出，全美国的手术室里，每年会发生一百多起手术火灾，有时候会烧死或者烧伤病患。这个六步法里有火灾的隐患，能不能再增加一些步骤去改变它？
以我们过去简单的、机械化的思路来考虑，我们是不是应该优化这个点，是不是应该再加一个步骤？但教授们坚决不加，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那六个步骤里再加一条，又会引发更多感染的风险，而感染致死的风险，要比手术火灾大得多。所以为了最大化地减少损失，我们先忽略那一百场火灾。但这个无菌流程，我们先把它固化下来，让感染情况减少。急诊科的这两个案例就典型地强调了这一点。
大家玩过叠叠乐这个游戏吗？叠叠乐的游戏就是叠木头块，一个方形的木头块，一个人从下边抽出一个放在上边，另一个人再从下面抽出一个放在上面，最后看谁把这堆木头块弄倒了，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
叠叠乐和乐高正好相反。你有没有发现，乐高是越玩，家里的碎片越多，因为你需要不断地买、不断地买，买完家里有一大堆乐高玩具。但是当你拼好一个完整的模型以后，你不会再玩了，因为乐高的特点就是这样，拼好了不会再玩，你就放在那儿了。所以乐高越玩，你会觉得越没得玩，还需要再买新的，增加家里的东西，所以乐高是一个加法的游戏。
但这个叠叠乐的好玩在哪儿呢？凡是朋友聚会，只要开始玩这个叠叠乐，就能一遍一遍地玩，还可以玩很多年，你也不用再买新的了，因为它就是一直减少的游戏。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游戏思路。
这些玩具也让我们明白，先做减法会增加改变的效果。“不仅仅是玩具，项目管理专业教科书也提醒学生和教授。若发生一系列变化，早期的结果变成了后期的条件，那么早期的变化往往会更具影响力，需要付出的代价也更低。”叠叠乐是靠减少来玩的，但是越玩越刺激，越玩越惊心动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每一个改变，都是下一次改变的前提条件，这就是一个几何级数的变化。
所以我们在一个组织里，如果能学会做减法的话，它的效用是不断倍增的，而不是减少的。如果你用增加的方式来改变组织，每增加一个指标，它的边际效益是下降的，这是完全不同的方式。因此，当你找到想要改变的系统本质以后，你可以像玩叠叠乐那样，试着先减去一点，再减去一点，让少凸显出来，实现质的变化。
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还可以对删除的东西进行重复利用。这里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甜甜圈。各位吃过甜甜圈吗？就是一个圆饼中间有一个洞。但甜甜圈最早被发明出来的时候不是甜甜圈，而是炸油饼。
在大概1847年的时候，有一个叫作汉森·格雷戈里的少年。这个少年的妈妈厨艺不太好，炸的油饼中间总是炸不透，少年就问妈妈，油饼为什么中间炸不透？妈妈说中间的面太多了，所以炸不透。这个小孩就做了一件事，他想，那我把中间的面团掏出来不就好了？于是他在油饼中间掏了一个窟窿，掏出以后，油饼很容易就全炸透了，变成了甜甜圈，还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食物。这就是一个“少即是多”的案例，你把油饼掏出一个空洞以后，这个东西就变得更好吃了。
更大的启发是什么呢？掏出来的部分并不浪费，把它重新炸过后就变成了甜甜球。所以你发现甜甜圈店里，既有卖甜甜圈的，也有卖甜甜球的，没有造成浪费，而且大家的满意度都提高了。
因此，给大家列一个减法清单。作者总结说，有效的减法清单是这样做的，有四个步骤。第一个，在改进系统前删减细节，比如说急诊分诊的时候删减细节；第二步，先做减法，就像玩叠叠乐那样，减少一点，再减少一点；第三步，坚持让“少”看得见，实现质的飞跃，让少的部分能够被人们发现，带来好处；最后一步，重复利用删除的内容，就像这个甜甜圈的洞一样，就像你拆了这座桥，剩下的建筑材料也要利用起来。减少的东西不应该被浪费，这就是用减法来改变系统的基本步骤和方法。
最后要强调的就是地球环境。现在的地球不能再做加法了，气候也变得越来越热。而且，人们在地球上生存的条件是极其苛刻的，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研究地球，都认为气候不能再变暖了，我们中国也强调碳达峰、碳中和。地球之所以会在短短的一两百年内升温升了这么多，就是因为我们太喜欢做加法。
现在要做的是“3R原则”：Reduce、Reuse、Recycle，中文意思是“减少、再利用和再循环”。这叫“3R原则”。用减法的方式减少地球的碳排放，甚至光减少都不够，我们还要有意识地从空气当中捕获这些碳，所以现在森林除碳和固碳技术都越来越得到重视。
接下来，减法不仅仅是信息的问题，还是智慧的问题，所以最后一章叫作“从信息到智慧”。
我们现在需要做信息节食，因为每人每天收到的信息太多了。各位知不知道，你们每天能收到的文字大概有多少吗？你每天收到的信息差不多要十万字，有的是通过视频收到的，有的是通过文字收到的，还有公众号等等各种媒介，你一天会达到十万字的阅读量。如果你有那样的阅读量，这本书一天就看完了。但是我们拿了大量的时间在看碎片化的信息，所以做信息节食是有必要的。
曾经有一个在美国教授界疯传的电子邮件，叫作《电子邮件让教授们变傻了吗》。美国人收电子邮件是一定要回的，这跟中国人习惯不一样。现在大多数中国人不看电子邮件，但美国人不行，他们是收到电子邮件之后当天必回，如果你不回，都是没礼貌的行为。很多教授每天一打开邮箱，就有一两百条信息，处理完这些电子邮件，教授们哪还有时间做科研？所以有一个教授就写了一篇文章，叫《电子邮件让教授们变傻了吗》。最好笑的是，这个文章还是通过电子邮件传递的，发给了其他教授。
另外，过度的信息会阻塞我们的心智带宽。我前面讲了打电话牵狗的故事，那就是心智带宽被阻塞了。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为什么父母不能冲孩子大喊大叫？现在大家应该知道了。父母冲孩子大喊大叫，打他、威胁他、恐吓他，都会占据孩子大量的心智带宽。想想看，如果有一个人要打你，你能不想这件事吗？你肯定满脑子都在想这件事。
所以孩子为什么学习成绩不好？为什么写作业写得特别慢？为什么有这个坏习惯、那个坏习惯？因为他头脑中大量的心智带宽，都被父母巨大的压力给占据了，他每天花了大量的精力跟父母做斗争，在想着怎样才够不被揍。如果孩子在家里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环境，他根本就没精力学习。所以心智带宽这个概念，一定要大量地重复。
对于我儿子来说，为什么我们从来不管他，也不看他写作业，他成绩也能那么好？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能心无挂碍地学习。他坐在那儿写作业的时候，根本不用想背后会不会有人突然冲进来打扰他。这就是心智带宽的问题。所以各位一定要小心，减少作为，减少父母对孩子的信息侵入。
减法的智慧还包括减少会议中的PPT（幻灯片）。很多人习惯了开会的时候放PPT，这也会影响心智带宽，会影响自己在会上思考。所以你最好把PPT写完，自己记清楚具体的数字有哪几个，写在手上或者拿张纸在会上说，说的效果远远好于读PPT，因为你的大脑是运动的。所以，化繁为简是很重要的一个行为。
我们还要学会去除错误的想法。作者有一次给孩子的幼儿园捐了两辆玩具翻斗车。因为小孩子喜欢推着翻斗车在院子里玩，他有一次去幼儿园看孩子，就发现大家在抢翻斗车。一个小孩玩，好几个小孩排队，都等着玩翻斗车。爸爸一看这种情况，觉得这还不简单吗，我捐两辆给幼儿园不就行了。然后作者自己买了两辆翻斗车，捐到操场里去。
结果送去了以后，他发现幼儿园的老师不高兴，也没有跟他说谢谢。这很奇怪，按理说老师最起码应该说个谢谢，但老师没有说，甚至有点不高兴。为什么呢？作者后来突然理解了，当幼儿园只有一辆翻斗车的时候，孩子们学会合作、学会等待、学会耐心，还可以去玩浇水的皮管子、玩沙子、玩草地、玩各种各样的东西，但当操场上有了三辆翻斗车以后，大家都跑来玩翻斗车了，一下影响了老师构造的小孩子玩耍的复杂环境。
所以当我们简单思考时，就会想“东西不够就加”。但做加法是错的，我们会破坏整个的“场”。尽管作者研究这件事，他依然会犯这样的错误。
而且，人们在接受知识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叫作“适应而非清除”，让你清除掉自己过去错误的认知，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因为你一旦认知了，就很难把它放下。我现在在生活中面临的最大的认知错误，就是好多人不断问我“为什么棍棒底下出孝子”？从小到大我们一直在学这句话，但我就奇怪，为什么大家认为这句话是对的呢？你都没想过这句话是不是对的，你就问我“为什么棍棒底下出孝子”？就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这个概念已经先入为主，现在想要清除掉就变得非常难。
作者有一次给他儿子准备圣诞礼物，结果圣诞礼物是亚马逊寄过来的，他儿子看到礼物是亚马逊寄过来的，就很奇怪，问爸爸：“圣诞老人的礼物为什么是亚马逊寄过来的？”这就产生矛盾了，爸爸一想，解释说：“因为圣诞老人跟亚马逊签了个协议，他们俩现在合作给你送礼物。”这么一说，小孩子就能接受了。
大家注意这个过程，这代表了人们学习的过程。人们学习更容易适应而不是消除，假如你告诉孩子世界上没有圣诞老人，说这是骗人的，他其实不容易接受。但适应是很容易的，所以作者说圣诞老人和亚马逊合作，小孩子很容易理解。因此，我们在生活中学了很多新知识，但应用起来很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只跟过去的东西适应，觉得这些新知识跟我过去想得一样，这样你就很难产生革命性的变化。
但如果你能够意识到我过去是错的，我得把错的东西抛掉，这才是真的进步。所以人们学知识的时候，去除是非常难的。“为道日损”，这个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你看张三丰打太极打到最后，他说动作已经忘光了，这反而是至高的境界，一般人做不到。所以我们要学会去除，而不是简单地适应，因为适应会不断产生半吊子的想法。
这里有一本书要推荐给大家，叫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作者是托马斯·库恩。这是非常著名的一本书，但这本书有点难度，所以我没有讲过。我讲过一本跟它类似的书，叫作《走出思维泥潭》。书里讲到“科学革命要用到范式的变化”，而范式的变化为什么是革命性的呢？因为用到了类比，类比是一个有效帮助我们走出适应的方法。
因为类比给我们带来一种感觉——新知识似乎跟之前的知识是有关的，所以这就是用我们能理解的东西，来讲我们不理解的东西。我似乎听懂了，并且能够接受，进而我接受了新的框架，当你接受了一个新的框架以后，过去的旧框架就被抛掉了。类比是很有效的学习进步的方法。这一章叫作“从信息到智慧”。
各位觉得减法这件事是不是没那么简单？最后总结一下这本书的核心是什么。作者告诉我们要学会思维反转，学会拓展、提炼和坚持，我们才能真的把减法这件事越做越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轻松。尝试一下大家就知道，减掉一个东西的变化幅度，比增加一个东西的变化幅度要大得多。
最后，我们用作者的话来做这本书的结尾。作者说：“我们不喜欢做减法。我们总是有一堆要做的事情，但从不考虑放弃一些事情。我们会为提高绩效制定激励措施，但不能摆脱阻碍我们实现目标的障碍。我们设立了新的法律，但过时的法律却没有废止。无论是要培养孩子的行为，还是在工作中设计好的方案，我们都会系统性地选择更多而不是更少。当然，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你相信减法具有强大的力量，能为你带来收获，同时也非常有趣。我从做减法的英雄那里得到了启发和鼓舞，希望你也能和我一样。”
希望大家听完这本书能够有所收获。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