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们精打细算后便会洞悉生育这份责任实在太过沉重，与其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还不如经营好自己的人生。

一旦产生这种想法，恐婚恐育也就随之而来。

与教育成本制造的焦虑感相同的还有高昂的医疗成本支出，年轻人在赡养原有家庭的基础上对于再次组建一个新家庭的伴随责任，产生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巨大压力。

看病贵、看病难是近年来多数中国人认同的观点，这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国家财政投入密切相关。

除去近年来疫情影响而导致的医疗需求增加，在尚未发生疫情的2019年，中国卫生费用总支出早已达到了6.58万亿人民币，近两年则突破了7万亿的大关。

如此庞大的医疗支出平均到每一个家庭而言同样是沉重的负担。在包含易患病的老年人以及幼童的家庭中，医疗支出更是难以忽视的巨大开销。

对于正处于育龄期的主要群体而言，赡养家庭的任务正在逐渐从父母一辈向自己过渡，而他们的处境却十分尴尬。

年轻人工作刚刚进入稳定期，不向家里伸手要钱才证明自己足以在外自立。面对将要或者已经退休的父母，孝顺懂事的孩子甚至还会为家里补贴收入让父母安享晚年。

可一旦父母生病，以他们的收入难以独当一面。

父母身体稍有不适便要送医，一整套的检查流程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检查花费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一整套流程之后发现身体并无大恙的不在少数，而真正确诊才是最大的打击。

“试错”和“纠错”对于一个家庭而言都是重大的考验。

因此在供养“母家庭”中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也让年轻人开始反思，是否有能力再承担一份由自己延伸而出的“子家庭”所产生的新的责任？

与老年人不同的是，婴幼儿的医疗成本在其尚未降生时便已产生，包括产前检查到生育再到产后护理，大概需要向医院支付3万-30万元不等。

前提还是健康的新生儿，如果一出生就患病又将制造一连串的治疗费用。因此家中若没有稳固的收入来源和一定的经济基础，轻易生下小孩显然是隐患重重。

年轻人不论是赡养老人还是照顾新生儿，家庭人口的增加也就意味着多一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