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的非典。在与那场疫情搏击的战斗中，为了抢救生命和控制疫情，由钟南山院士首先提出的激素疗法被大量用于紧急治疗。

激素治疗是一把双刃剑，“命”和“坏死的骨头”选哪个？*敌一千自损五百，剩下五百，哪怕是有后遗症，也是命。在北京市政府登记的名单中，非典后遗症患者有300余人，其中，因公、非因公患者各占一半。

2003年出院的时候，作为“被成功治愈的非典病患”，方渤一度成为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面对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他满怀希望，微笑着对镜头说：“我觉得我又是一个新生。”然而当后遗症逐渐显露，生活的窘迫让方渤找不到可以微笑的理由。

方渤一家共有9口人感染非典，他的妻子和妻姐都因抢救无效而去世，此外有5人在日后患上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你活多少年，你就要受多少年的痛苦。治这儿了那儿坏了，治那儿这儿坏了，没完没了。”方渤久病成医，如此解释股骨头坏死。

股骨头坏死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意味着患者要终身接受治疗。方渤做了两髋的股骨头置换手术，但是双肩和双膝关节的骨头仍在一点点儿地塌陷，这让他疼痛难忍。极端的时候，方渤用没喝完的酒瓶子砸自己的脑袋，企图“以痛止痛”。

2013年，方渤在病床上

现在他头发花白，身形瘦弱，身上尽是手术后的疤痕，“我全身的骨头就跟石膏一样脆弱，骨头会不可逆转地塌陷下去，直至瘫痪或死亡。”

吴如欣，2003年4月因为陪爱人去医院看病，46岁的她被感染非典。感染非典后，吴如欣被转到专门收治非典病人的胸科医院，进行输液治疗，每天14瓶，从上午8点，连续输液到凌晨三点。她回忆道：“我有一次看到那个瓶子挂着有那个甲强龙，那个后来我就知道这是激素，我就知道激素会造成骨质疏松。”

从2003年六月起，吴如欣开始出现严重的非典后遗症症状，陆续被诊断出肺纤化、脑梗等症状。她常常呼吸困难，睡着觉就被憋醒，“我反复地做梦，就在冰盖底下游泳，憋得我实在不行了，憋醒了就坐在床上喘气。”此外，她几乎失去了笑和打哈欠的功能，一笑一张嘴，一打哈欠一张嘴，肺部的纤维化使得气提不上来，很容易“咔”的一声，骨头就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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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长期的疾病和缺乏交流，吴如欣和丈夫离婚，带着80多岁的老母亲四处租房。看病需要花钱，吴如欣每月只有两千块左右的退休工资，而只是治疗骨头坏死每月就要四五千块。虽然治疗骨坏死的费用国家会支付一半，但对吴如欣来说，远远不够，为了省钱，她养了两条狗，让狗趴在膝盖上进行热敷，当是“狗皮膏药”。

近年来，吴如欣靠中药疗法，病情已经缓解了很多。医生建议她进行游泳锻炼。四肢不用负重也可以活动，但吴如欣去了几次以后也不去了，因为游泳费用报销不了。

李朝东和鲍宝琴夫妇也是非典后遗症患者。2003年3月，李朝东陪母亲去医院看病，感染上非典。当时他甚至从未听说过非典，于是，在没有被隔离的情况下，李朝东感染了包括自己家人在内一共80多人，成为名噪一时的“毒王”。

医院一开始对李朝东的诊断为重度肺炎，李朝东高烧一度达到42度，接连昏迷了14天。由于全家人被感染，医院开出病危通知时，却不知道该发给谁。

同样也是使用激素治疗，2003年7月，李朝东被查出全身有八处股骨头坏死，但当时拿不出医药费，他们也放弃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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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后的李朝东和家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姐姐整整十年没有让他进过自己的家门，逢年过节，姐姐只是把他叫到一个地方，把钱给他，然后离开。

除了每天受到后遗症病痛的折磨，李朝东一家还面临无家可归的境地。生活了60年的小四合院被弟弟据为己有后卖掉，一家人每天都在和逼迁抗争。逼迁人蛮横，曾打掉李朝东的门牙，还把李朝东的儿子砍伤，所以夫妻俩甚至不敢同时出门看病，怕一回家，房子就没了。

40岁的许瑞琴，是非典后遗症患者中特殊的一员，她毕业于护理专业，在非典时期，在人民医院担任临时工护士，成为了抗击非典一线的一员，也是在救治病人的过程中，她感染了非典。

2005年，因公感染非典的医务人员首先获得了治疗，他们的治疗费用和生活费用由各自所在的医院承担。但是，当许瑞琴再次返回医院要求因公治疗的待遇时，却遭到了拒绝，原因是她参加工作时没有跟医院签订合同，身份是“临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