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时期的医护 图源网络

经过多次与院方的协商，最后，人民医院支付了许瑞琴2004年至2006年的工资，共计8千元，其中含医药费。2007年以后，许瑞琴的身份开始变得尴尬，因公感染和非因公感染都有各自享受免费救治的渠道，但她却恰好处于二者之间。

许瑞琴很迷茫，她曾一度为自己选择护士工作感到骄傲，也从来没有为非典时冲上第一线感到过后悔。但是，现在她因为各种后遗症，已经丧失了基本的劳动能力，不仅不可能重返她喜爱的护士岗位，连一些简单的体力工作也没办法进行。她现在每天考虑的只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医药费怎么解决。

“4月21日、4月26日、5月1日、5月3日。你说多短，14天。大家都说该翻篇了，可不是你们家的事你翻不了篇。”提到父母、弟弟、丈夫相继离世的日子，窝在病床上的杨志霞往后靠了靠，牙齿不自觉地咬住了嘴唇。

2003年4月12日，因照顾发烧的母亲、半身不遂的父亲，杨志霞兄妹三人及各自的爱人，轮流照顾老人到东直门医院看病、输液，也就是这时，一大家子11口人，有9人感染非典，4人因此丧命。

被确诊后，杨志霞和大多数病友一样，待在北京市胸科医院接受治疗。这些患者离开吸氧机就无法呼吸，虽然亲人们就住在同一家医院，但身体条件已不允许他们相互探视、照顾。就连丈夫去世的消息，也只是楼道里一句简单的口头通告：“杨志霞，给你爱人火化了。”

杨志霞 图源：虎嗅网

病愈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杨志霞将自己封闭在痛苦的回忆中，拒绝说话、拒绝交流，流泪成为唯一的宣泄方式。而2004年年初，杨志霞被确诊患有股骨头坏死，她一路哭着回家，“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仿佛更像是一句玩笑话。

“治了40多天，发现治不起了。除了医保，自费要4800多块钱。”因为丧失劳动能力，原是燕莎友谊商城后勤部员工的杨志霞只能病休在家，每月仅有900元左右的收入，其中还要确保儿子300元的生活费。“大哥也是一样的病，谁也帮不了谁。”

从感染非典时的绝望，到死里逃生后的庆幸，大多数“幸存者”并未想过以后会面对什么。

2006年，曾有一项对110名后遗症患者所做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超过70%的人因为股骨头坏死而接受治疗，超过60%的人因肺纤维化接受相关治疗，因后遗症而丧失工作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的人超过1/3；截止到2006年8月，因为非典后遗症而导致夫妻离异的家庭超过1/10。

17年过去，非典似乎已经逐渐淡出普通人视野，然而它留下烙印仍然沉重地印在这群非典后遗症患者的生命中。偶有非典后遗症患者的消息出现，大多数网友不太理解：“都十几年了，怎么他们还在治病？”

2009年望京医院病房，非典后遗症患者们坐在一起聊天。话题触及“未来”，她们面色忧伤。图源：新京报

从“幸存者”变成“受害者”，我们应该反思。加速的生活，让“遗忘”变得不再鲜见。对于这些非典后遗症患者来说，被人遗忘是最为可怕的。“人们都说不会遗忘，不会忘了我们，但是我做完手术躺在床上的时候，他们都在哪儿？”方渤曾一度非常易怒，他的体检报告显示他患上了抑郁症。

在这个群体中，康复好的人重新回归社会，回归平静的生活；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还在遭受疾病的折磨和精神的自我歧视。

“因公”的非典后遗症患者尚且有国家的救治补贴，而“非因公”的非典后遗症患者却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必要的医疗、物质支持。从2008年起，中国红十字会每年都会向每个后遗症患者提供一些补助，有工作的4000元，没有工作的8000元，哪怕这些钱完全落实，对患者的治疗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他们更多的是依靠社会和民间慈善基金会的帮助，在这漫长岁月中寻一点光的存在。

图源：搜狐网

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办？17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面对疫情。每天不断增长的数据背后是数以万计为此抗争的家庭，我们渴望有效控制并最终战胜疫情，每个人都渴望一个有关疫情突破性进展的消息。

但是面对仍无特效药的局面，我们更应保持理性。前线有医护人员们为我们奋战，而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做好每一次科学的防护，就是目前能够对疫情做出的最大贡献，也是对自己和亲人能扛起的最大责任担当。

回顾历史，我们需要看到警示，做好现在，未来的空气将会更新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