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大饥荒中的一个小故事，流传至今：我们大队来了一位脱产干部（当时每个大队都有县、公社派来的包队干部），一天下午他来到我家，爷爷以为家里来了客人，就纷付奶奶，晚饭煮了点稀米汤，用黑面拌了点洋芋卜拉，招待他。

他吃完饭后，晚上就去找大队支书刘建庚，批评道“还说你们大队社员沒粮吃，今天我到附近有一棵大杨树的那家，就吃得很好嘛！”第二天天还未亮，刘支书就来找爷爷询问，给×ד吃了什么好东西”！爷爷回答：“稀米汤加黑面洋芋卜拉，哪有什么好吃的”。

此事传出后，这位干部走到哪个农民家里，都只给喝点稀汤。数天后他因饥饿导致浮肿严重而回老家。爷爷奶奶宁愿让全家人饿着肚子给他多吃了一点，这种待客之道却受到了出卖与批评！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1959年由于是全大队统一分红（就是分配），第一次实行“人七劳三加照顾”的分配政策，又遭遇自然灾害，加之多征了公购任务，社员口粮不足，还吃了几个月大灶饭，浪费不少。

1960年春季，每人每天供应量由1斤减为8两，当时使用每斤16两的称，8两相当于现在的5两，无法维持，大灶解散。社员家里大多数没有存粮，后来又减为6两，相当于现在的3.75两，只能以米糠、野菜、榆树皮充饥，山中野菜挖光，多数榆树被剥皮，榆钱子成熟后，大多树枝被折断，人人面黄肌瘦，个个浮肿（营养不良性水肿）。

我母亲常常念叨说，我那时4岁，由于吃不饱饭，顿顿吃饭哭闹，她和我父亲只能从碗里匀一点。有一次外公家s了一口母猪，给我家送来了大约3斤多猪肉，奶奶做熟后，给全家10口人每人分一点，我由于1、2年多没有吃到肉，嘴馋极了，不但吃光了父母亲的那份，还跑去吃爷爷奶奶的那份，吃得多了，上吐下泻，损伤了胃肠，以后几年都不吃猪肉。这些我都不记得。

我仅仅模糊记得有一次，爷爷和父亲、三叔在杏树梁梁耕地，奶奶烙了几个莱饼，给我和四叔每人吃了1个后，让我俩送到地里去，3人每人吃一个，我看见爷爷和父亲吃菜饼，香得直流口水，眼睛直鼓鼓地一直在看他们吃，爷爷和父亲知道我没吃饱，一人给我掐了一小片吃了。

我们家的一个大窑洞，是生产队仓库，存放着1万多斤粮食，政策制度非常严格，大队干部沒有权力动用。父亲曾经说，邻队有2个干部私自动用仓库粮食而被判刑。

后来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问题的指示信》和西北局对甘肃问题的十五条指示精神，安排了大量救灾返销粮，加上动用了生产大队的储备粮，逐渐增加了口粮供应，先增加到8两，再增加到12两，最后达到1斤（防止一次性增加后，社员吃得过多而发生撑s现象）。

夏粮小麦、碗豆、洋麦成熟后，国家又减少了公购粮任务，吃粮逐渐好转，加之雨水充沛，洋芋在农历七月就可挖吃，至秋粮糜子成熟后，社员才熬过了大饥荒。

环县由于干部多数是老革命，虚报浮夸不严重，较甘肃省其它地方灾荒轻得多，我们大队没有饿死人。灾荒过后的1961年，个别社员向上级反映了刘支书瞒报产量之事，被撤销了大队支书职务，但他对农民的好处，刘口子大队的社员不会忘记！

1960年的大饥荒，让几代人记忆深刻，也成为教育后代的一种教材。爷爷后来的口头禅是“你们不好好干活，浪费粮食，再遇个60年，就得饿s！”农闲吃稀，农忙吃稠，午饭以细粮为主，晚饭以洋芋炒面为主，也成奶奶的持家之道。

包产到户后，农民对于吃不饱记忆犹新，尤其是对1960年的大饥荒更是记忆深刻，劳动干劲十足，打下了很多粮食，今天农村60岁以上的农民，仍然坚持种地，很多家庭都贮藏着大量粮食，最多存粮有3万多斤者（任志彦家族往事之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