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沾染尘垢，一如至宝必有瑕秽。
邓雍环顾着这座修葺一新的宅第，这是当朝天子对升任枢密使的宠臣，也是自己的父亲邓洵武的恩赏。玉堂庭阶，梁栋生辉，裱褙四壁的画作也出自宫廷画院中待诏之手，鸟兽翎毛纤毫入微，山石花竹装点着玉堂富贵。然而这一切，却都难入这位朱紫贵家的公子眼中，他的目光偏偏注视在这绚烂华堂中最黯淡的一隅——那是裱褙工手中正在揩拭几案尘垢的一块抹布。
岁月几经的侵凌早已夺去了它原本焕然的神采，皱成一团的墨色几乎与几案上的尘垢无异，但邓雍却从中看到如蟹爪般虬曲的枝干，如层云般涌出的山石。
他命裱褙工展开手中的这块抹布，它的全部真容终于展现在他的眼前：他看到了堂皇高峻的山岳幽谷，也看到溪江畔怡然的渔人。这画中江山犹如人间至宝，纵使蒙垢含尘，依然会让一双敏锐的眼睛为之侧目——他认出了这幅画的作者：郭熙。
郭熙这个名字，对邓雍来说，再熟悉不过，他曾是本朝与范宽齐名的画中圣手。从某种意义上说，郭熙与邓氏一门还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他们升腾的起点，都根植于宋神宗的勃勃雄心。
传郭熙《观碑图》，观碑作为一种绘画题材，常常用来表达古今兴亡之慨。
1068年，郭熙被引荐入京，进入宫廷，第一次觐见神宗帝。如果精通相术的郭熙能够注目这位年轻的天子片刻，他或许能从中读出一种企图挣脱束缚的勃然之气，犹如“奇峰峭壁，斗出霄汉之外”。就在这一年，神宗帝改元熙宁元年，任用王安石为辅弼，开启了雄心勃勃的熙宁变法。
神宗对郭熙的画，可以说是一见倾心。就像邓雍询问宫中内官为何郭熙的画作竟被当成抹布时得到的回答所说的那样：“昔神宗好熙笔，一殿专背熙作”。郭熙的儿子郭思在追忆父亲画事言行的《林泉高致》中更记述道神宗是何等看重郭熙的画作：“睿思殿，宋用臣修，所谓凉殿者也……上曰：‘非郭熙画不足以称。’于是命宋用臣传旨令先子作四面屏风，盖绕殿之屏皆是。闻其景皆松石平远山水秀丽之景，见之令人森竦。”
郭熙如此受到神宗宠睐的原因，除却他出色的画艺之外，更重要的或许是他能用画中江山来满足帝王那颗唯以一人治天下的至尊之心，就像他对山水画论述中所坦承的那样：“大山堂堂 为众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冈阜林整，为远近大小之宗主也。其象若大君赫然当阳，而百辟奔走朝会……长松亭亭为众木之表，所以分布以次藤萝草木，为振擊依附之师帅也。其势若君子轩然得时，而众小人为之役使，无凭陵愁挫之态也”——还有什么比这更加雄浑的君主独尊的权力寓言吗？
而郭熙得到神宗赏识的另一个更加隐伏的原因恐怕是，他并非专工画艺出身，而是自学成才。北宋画坛，本已有李成、范宽、关仝这样的宗师级人物立下的传统典范，天下画师无不奔走其下，但郭熙却能别开生面，独创画技皴法，这对热衷突破祖宗旧制，变法求新的神宗帝来说，无疑颇为契合。
犹如郭熙从一众范李传统画派中脱颖而出，锐意求变的神宗帝与他任用的变法干将王安石，也时时感到保守派对皇权的桎梏，因此，他在政治上也汲引新进臣子，来对抗保守力量。
邓雍的祖父邓绾，就是乘着这股变法求新的热潮登上了政治舞台。然而，他的上位，比起郭熙，并不光彩。郭熙并不讳言自己得觐天颜，博得盛名，是靠结交权贵，所谓“公卿交召，日不暇给。迄达神宗天听，召入翰林，受眷被知，评在天下第一”。他诚然用绘画揣摩圣意，摹绘神宗帝的政治理想，但他始终恪守作为画家的本分，从不逾矩去奢谈政治。
邓绾却截然不同，他从开始便铆准了当朝变法新贵王安石，对其阿谀逢迎，无所不至。将其比作商周开国元勋伊尹、吕望那样的不世贤臣："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圣泽"。当他终于从外职入京，更阿附王安石，与之一见如故。其攀缘权贵的丑态，让他在汴京的四川乡人“皆笑且骂”，而他也留下了一句形容厚颜无耻的千古名言：“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
郭熙进入宫廷的第三年，邓绾靠逢迎王安石进入变法中心。两年后，郭熙完成了他那幅著名的传世名作《早春图》。此时，朝中反对变法的保守势力几乎已被清洗殆尽，一群热衷变法的政治新进占据要津，对乘邓绾等人来说，变法的早春名副其实地降临了。
然而，就像四季轮转，随着王安石的下台与神宗的崩逝，这个变法的早春，终于在十五年后落下帷幕。邓绾的政治生涯也如秋叶一般零落。郭熙也逐渐从宫廷的光环中黯淡了下来，但他却并未像那些变法派一样，在神宗死后保守派的复辟中遭受打压。事实上，他最受青睐的赞赏者之一，正是在变法派打压下一再遭受贬谪的苏轼。多年后，苏轼依然对郭熙笔下的山水体味深长，那是一幅秋山平远图：
目尽孤鸿落照边，遥知风雨不同川。
此间有句无人见，送与襄阳孟浩然。
木落*人已怨秋，不堪平远发诗愁。
要看万壑争流处，他日终烦顾虎头。
用笔画下变法早春，又身经变法盛夏的郭熙，在这个神宗死后的秋天，已经年近九旬了。他活得够久，无论是清平淡然，还是炙手可热，人世炎凉，他已然尝尽，纵使晚景不复纷华，也足以让他乐享晚年。何况他的儿子郭思科举有成，仕途平顺，更是天伦之乐。
郭熙款《秋山行旅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然而，对邓氏一族来说，甘于淡泊，可算不上是宗门家风，热衷权势，才是邓家进取之道。
《宋史》对邓绾的评价有一句颇中鹄的：“邓氏自绾以来，世济其奸”。就像邓绾逢迎王安石上位一样。他的儿子，邓雍的父亲邓洵武则相中了北宋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奸佞蔡京，作为自己的攀龙天梯。就像乃父邓绾揣摩神宗帝意旨一样，他也同样窥见了登基未久的徽宗帝渴望挣脱祖宗之法与朝臣掣肘的君主独断野心，神宗帝所谓变法的本质，就是“唯以一人治天下”，而这位神宗帝的子嗣徽宗帝更想在后面加上“当以天下奉一人”。
于是，邓洵武以绍述父兄之志的孝道说辞打动了徽宗帝早已有之的*野心，又献上了那封被后世称为“蔡京败乱天下之祸源”的《爱莫助之图》。在蔡京的助力下，邓洵武成为一颗迅速上升的政治明星，到1116年，他终于登上了相位，被徽宗帝任命为枢密使，他的儿子邓雍也借父亲恩荫之力仕宦侍郎，当朝天子更在皇宫大内外龙津桥侧赐下宅第。
邓氏恩宠至此已极。正是在这座宅第里，邓雍看到了那块用郭熙画作揩拭几案的抹布。当他询问宫中内官，为何郭熙的画作会被当成抹布时，内官告诉他，当今天子即位后，不再喜爱郭熙的画作，昔日郭熙在内殿中绘制的那些画作，都被“易以古图，退入库中。不止此耳”。得知郭熙的名笔居然遭受如此沦落内库的命运，邓雍呈请内官回宫向皇帝乞请“若只得此退画足矣。”徽宗帝，这位以雅好书画而闻名后世的文艺帝王，则慷慨下旨，将退入库中郭熙画作尽皆赐给邓氏宅第。
“第中屋壁，无非郭画，诚千载之会也！”邓家显然为徽宗帝的厚赐沾沾自喜，邓雍环顾四壁郭熙笔下的山水巨作，他或许相信邓家，乃至大宋皇朝再度迎来了辉煌的早春——宫城金碧辉煌、汴京繁花似锦，西夏纳和，北邻昔日最大的敌人辽国，如今也在金人铁蹄的进逼下一蹶不振，联金攻辽，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百年功业俨然触手可及。盛世的早春——不，应该说是盛世的春天已然到来，就像千里江山中的金碧山水，如此璀璨、如此夺目，如此令人心折，如此圆满，而又——如此易碎。
邓雍或许意想不到，郭熙山水在新朝沦落成揩桌抹布的命运，更像是一个隐喻。不仅仅是所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仅仅是盛极必衰——因为郭熙的山水虽号为自然，却依然是出自人手，是人为赋予自然的太平乐景，是人工强加给自然的秩序与*，那是画中的理想世界，而非真实人间。就在邓雍为家中获赐宫中郭熙名笔而欣喜不已之时，瀛、沧州黄河决口泛滥，史家如此记载这场灾祸：“沧州城不没者三版，民死者百余万”。
十一年后，1127年，靖康二年，那个冰冷彻骨的早春二月，北宋灭亡。（导语撰写：李夏恩）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0月20日专题《看画儿》的B04-B05。
撰文｜黄博
宋神宗时期的宫廷画院中，最知名、成就最大的画家，是山水画大师郭熙。传世名画《早春图》就是他的代表作，作于熙宁五年（1072），正是神宗主导的王安石变法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早春图》的艺术造诣极高，本来像“早春”这样的过渡性季节是转瞬即逝，很难把握的，但郭熙以富有灵动变化的构图，在卷曲的峰峦之间、盘绕的树枝之上、流动的溪流之下、飘浮的雾霭之中，捕捉到了变动不居的早春景致。神宗非常喜欢郭熙的山水画，史称“神宗好熙笔”。
神宗好熙笔
神宗对郭熙的喜爱，颇值玩味。因为神宗本人不像大多数宋代皇帝那样有文艺生活的情趣，他是一个一心一意搞事业的皇帝，就连政事之余与文臣聊起诗歌，也少有吟诗作赋的雅兴，而是借着聊诗，跟大臣们继续加班聊工作。如有一次他问身边饱读诗书的大臣：“《诗经》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这首诗，为什么会放在《郑风》的最后？”大臣们从未想过这种问题，一时都回答不上来。神宗这时悠然地说道：“这事儿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就是碰到暴君统治，世道大坏的时候，大家才想起圣人礼乐教化的重要。”众大臣听后都大为叹服。
更有意思的是，别的皇帝写诗，大多是吟风弄月，或为消遣娱乐，或为附庸风雅，神宗写诗却是为“存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