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通过“跨语际性”揭示了语言与民族国家之间的非同质化关联。基于对西非国家语言情况的研究，Juffermans指出：“语言和民族不是天然存在的，不是在学术研究中被固定和区分成不同单元的，而是在文化层面动态建构起来的。”Ballena和Unamuno研究了南美的语言案例，发现阿根廷的单语语言政策与意识形态对土著居民社区产生了历史影响。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质疑了民族国家与语言之间的同质性，分析了作为“国家”语言的优势地位以及相关语言变体的弱势地位。例如，Baynham和Lee从跨语际行为出发，拆解了语言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同质性。有学者认为“跨语际性”有助于厘清多语使用者在行为实施过程中的角色。作为多语言使用者，可以综合使用各种语言体系和模态，“将个人背景、经历和环境，态度、信仰和意识形态，以及认知和实际能力的不同层面都整合到一个协调且具有意义的行为中”。因此，“跨语际转向”即强调了多语使用者在整体性空间中创造性地部署资源的能力。

近年，对“跨语际性”研究缺少相关的实证材料，“跨语际性”针对中国当代电影作品的实证数据也非常缺乏。如何系统性地把“跨语际性”理论运用到电影的表述行为和象征层面的研究中，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二)“跨语际性”的特征属性

中国当代电影在语言、模态以及象征性资源层面都表现出明显的特点，这都可藉由“跨语际性”理论进行分析和研究，以便于从整体上整理出中国当代电影的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

García和Li虽然使用了术语“跨语际行为”(translanguaging),但同样是阐述了“跨语际性”的特征属性，即发言者在整体情境下对言语、模态和象征性资源的创造性选择和结合。“跨语际性”独特的属性和特点是在语言层面上的“跨越”属性，在模态层面上的“聚合”属性，在象征性资源层面上的“表述”属性。首先，这一概念强调了多语言层面的特点：“跨越”语言的边界，即随着说话人之间复杂的互动，语言产生于不同社会和语义环境之间。这里所谓的“之间”(in-between),意味着语言是流动的，不再是作为言语社区的属性。其次，“跨语际性”强调了多模态之间的聚合属性。

借用哲学家德勒兹和瓜达里的术语“根茎”,Baynham和Lee对跨语际实践的核心“聚合”属性进行了描述：就像是“根茎”生长的样子，“由不同平面构成的，并且留下一圈圈聚合的痕迹”。“跨语际性”其实就形成了不同层面之间的聚合，即虽在不同平面，却留下聚合的痕迹。最后，“跨语际性”突出了象征性资源的“表述”过程。“跨语际性”是在特定场景偶发的，由情境和沟通模态的可视性生成并受之影响。此时，象征性资源的潜能就被激发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