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天（18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GDP总量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达到1015986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2.3%。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预计占世界经济比重达到17%，人均GDP连续第二年超过1万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与高收入国家差距不断缩小。这是一次重要的跨越，也可以说我们需要总结和面对的都非常多，需要一一梳理分析。
GDP突破100万亿可以从五个层面理解
GDP突破100万亿人民币究竟意味着什么？这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首先要从五个层面进行分析。
第一，从全球看，2020年中国经济“逆势增长”。
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一段时间内新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总量的国际通用指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4.4%。相较之下，中国经济保持2%左右的增长，高出全球平均水平约6个百分点，这表明了中国经济具有良好的韧性。如果分季度看，中国经济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四季度增长6.5％。
第二，改革开放40余年来，剔除通胀因素，中国GDP实际增长了约40倍，这是很罕见的。
1978年中国的GDP总量是3679亿人民币，按照可比口径来推算（在对比不同时期价值指标时，扣除了价格变动因素），当前中国的GDP较改革开放之初实际增长约40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过去40余年时间里，有大约70个国家人均GDP增长速度处在1-2%之间；处在2-3%的增长速度的国家有20-30个，美国属于2-3%之间；处在3-5%的国家有20个。超过5%的国家则只有两个，其中一个就是中国，在8.0%左右。“中国式”高增长，是极其罕见的事。
第三，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有一定相关的：人均GDP越高，通常意味着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越高，生活水平也就越高。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人均GDP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2020年中国人均GDP约为11000美元，按照可比口径来推算，相较改革开放之初增长了约27倍，可以简单理解为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平均上涨了27倍。
从消费端看，居民有更多的钱用于消费，幸福感也就更强。从生产端看，生产方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市场的良性竞争往往还使得这些新产品新服务的质量越来越高。从支出维度再理解GDP，除了消费外，还有一部分是“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等方面的投入，这些看似与老百姓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但长远看它们增加了国家未来生产能力和工作机会等，与民生息息相关。
中国在过去的40年时间里面，差不多每7-10年可比的人均真实收入会翻一番，因此中国每7-10年需求结构就会发生巨大变化，而美国差不多每30年人均真实收入才会翻一番。因此说美国每30年需求结构才会发生中国7-10年即会发生的事情。
第四，近些年来不仅人均收入在增长，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也在悄然改善。
中国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可以分为5个等分组，分别是低收入组、中间偏下收入组、中间收入组、中间偏上收入组、高收入组，每等份各占20%。
通过研究发现从2013-2019年，高收入组的年均收入增长速度约为7.9%，低收入组的年均收入增长速度为8.4%，也就是说从年均收入增速来看低收入组甚至比高收入组还快了0.5个百分点，虽然只快0.5个百分点，却是难能可贵的。
过去几十年，世界很多国家的贫富差距都在迅速扩大。包括美国在内，它的所谓的“中产阶级”的收入在过去几十年是没有任何增长的。这也表明中国的发展模式让这5个收入组都能以较为均衡的速度增长，是非常了不起的。这跟我们的扶贫攻坚战、注重包容性经济增长是密切相关的。
2021年经济展望与挑战分析
2021年，无论是国际机构还是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全球经济会全面恢复正增长。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利好消息，意味着外部经济发展环境会有巨大的改善。机构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会恢复正增长，但是增长水平可能会比疫情发生之前要略低。世界银行预测增速会在4%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1年中国GDP增速会达7.9%。
但是我认为，中国经济2020年一季度同比下降6.8％，假设2021年我们达到2019年的生产水平，那么将会增长7%左右，但通常情况下，我国不仅会把2019年损失的补回来，而且会力争再实现正常年份的6%的平均增长水平，这也意味着，2021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将达到12%-13%左右。按照同比口径，之后逐季放缓至9%、7%和6%左右。据此，预计2021全年GDP同比增速会达到8%—8.5%。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预期在宏观政策方面，2021年会注重平衡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和经济回归正轨两方面的工作，将经济稳定在潜在增长水平上，不追求短期内的快速增长，而是追求增长的可持续性，这会是今年的基本的政策态势。除非“黑天鹅”事件再爆发，产生经济增长速度比预期的要低的情况，那时政策力度可能会再加强；如果经济增长如预期水平，则政策的力度可能不会加强，只会更加注重平衡发展，当然也不会急迫地退出。
以上对全球经济预测也存在巨大不确定性。一是疫情防控对经济恢复的影响是否在可控范围内。特别是有些发展中国家可能由于政府能力和资源有限，无法有力对抗疫情冲击，导致了债务危机，从而使得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状态，可能会减缓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二是大国关系的不稳定性是否会增加。从短期看，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已经见底，近两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额有所下降，但是对其它国家的出口却实现了快速增长。随着拜登政府的上台，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缓和。但从中长期来看，如何处理好大国关系，防范其带来的经济风险，仍然是一个很重大的挑战。
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了内外两个风险。因此，2021年至少要处理好两方面的压力：一是防范外部世界的风险，二是平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具体到中国国内，我认为还有两方面的挑战值得注意。
一是产业结构调整。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内需求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产业结构需要调整到与新需求结构相契合的状态，这种调整在过去十年是比较激烈的。按照我的研究，预计这种激烈的结构调整还将持续10年左右，然后结构调整会趋缓。我们目前恰好处于这样的一个过渡期，产业结构调整的形式依然很严峻。
未来，有些产业份额会下降，有些产业会兴盛起来，导致一些产业可能要面临不得不关门歇业的结局，同时将劳动力释放到新兴的行业中去。目前结构调整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金融机构支持力度有待提高。比如，纺织业是一个份额在GDP中正缩萎缩的产业，但一个国家总要保留部分纺织业，那些留下来的纺织企业就需要提升效率，购买更好的设备，引入更好的技术，而这些这都需要金融的支持。
二是防控金融风险。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世界贸易增长放缓，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增速放慢。这些反映到实体经济上的表现就是资本回报率变低——因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降低，所以实体经济的资本回报率同步下降，进而金融机构的资金难以流入实体经济，而选择流入到更加高回报同时伴随高风险的行业，或选择流入缺乏硬性预算约束的某些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这种流向和配置会给未来经济发展带来风险。
近些年来，所谓“去杠杆”就是为了降低这种系统性风险。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复杂，这就要求我们要高度重视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存在，要未雨绸缪，既要积极应对新冠疫情，使得经济恢复到正轨，也要对症下药“该引爆雷的地方就引爆”，不能让那种错误的金融活动持续增长下去。未来我们需要有力有效地推进改革，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寻找增长动力
中国未来的增长动力在哪？我认为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可以成为增长动力的来源。从供给侧来看，增长动力可以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产业结构调整。这意味着不符合需求结构的产业得缩小，符合需求结构的产业得扩张。在缩小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淘汰低效率的企业，留下高效率的企业；要扩张的产业里也必须让其充满高效率的企业。因此说引导管理和促进好产业结构调整就会为未来增长提供动力。与此同时，还要注重促进支持制造业、农业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二是发展高新技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明年要抓好的八项重点任务，排在首位的就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近些年来，中国在高新技术投资和研发发面的投入很大，这个态势要一直保持下去。因为高新技术具有很强的辐射作用，能够渗透和影响到其他行业，它所带来的动力也是很大的。
三是高素质的劳动力。中国每年有800万左右的大学生涌入劳动力市场，它不是负担，反而可以成为我们新红利，这为产业结构转型，开辟和创生新兴产业，提供了充足的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这是一个巨大的动能所在。
从需求侧来看，增长动力可以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人均收入提高。收入提高会引发两个重要改变，即人们的消费支出和消费需求都会提升。需求结构的改变会引导产业结构转变。在这种产业结构的转变过程中，落后的产业会被淘汰，产业整体效率会提高，也会促进新兴产业的出现。
二是新兴消费群体的崛起。从上面提到的收入五等分组来看，各个收入组近年来收入增长速度呈现齐头并进的态势，甚至低收入组比高收入组增长速度还略高。也就意味着在中国收入排在后面60%人口，即8亿多中国人，会在未来5-10年陆续地展现出他们的购买力，以及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效果。
“十四五”期间，要推动新发展格局形成，至少有以下几个着力点：第一，需要推动我国的工业化要再上新台阶，而不是再去发展那些小而散、散而差的制造业；第二，促进以就业为核心的服务业和城市化的发展，让农业转移人口留在城市，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人群；第三，促进服务于制造业、服务于农业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这是新阶段和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内在要求；第四，需要继续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投资；第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通过开放带来竞争，这会是新发展格局下的两个重要的推动力量，尤其知识产权保护，过去我们对这方面的重视不够。最后，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现阶段我们应该要将“效率”和“公平”并重，这样才能实现包容性的经济增长。
（陈玉宇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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