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这间小房子里。丁达尔效应的光晕下，老旧却干净的桌角、整齐摆好的刻刀工具和混合了阳光色的颜料，映得这间小屋里温馨从容。就是这些老物件、小细节，承载了杨福源杨桂芳夫妇的许多时光和信念。
二十多平米的空间不算大，被塞得满满当当，但处处收拾的井井有条。东面墙边放了一排红色的柜子，里面整整齐齐的摆着、叠着些五颜六色的木头。
朝北的窗户边，摆了两张大桌子并在一起，桌角放了几把板凳。桌子上仔细的垫了些报纸。一层一层，泛黄的报纸交织着白色的背景，纠缠不断，相互影响。桌子一边整整齐齐的摆着些刻刀工具，另外一边的桌子中间有个长方形的洞，贴着洞的长边放着一块大的板子，缝隙间垂下了不少纸张，隐约透着些花花绿绿的颜色。
抬手间，是对年画制作的倾注
“这是我的工作台，平时就是老头刻完了我来印刷。”
每次杨福源刻好木板后，杨桂芳就会按照年画设计的图样和颜色，将数块木板按顺序排好。黑色的板是第一个，上面刻的是整个图样的轮廓，再按颜色分别染上，叫做木板套色。“简单的一幅作品也得起码五个板，一个黑色的板，剩下的都是不同的颜色，每个颜色都有固定的位置。”
了解了顺序和样式后，杨桂芳拿出专门调制染料的盆。按照一定的比例加入水和国画颜料，慢慢搅匀。看色颜料在水中晕开、融合最后融为一体，颜料才算是调好了。
“以前的时候都是用化工染料，加上浆糊和水，比较麻烦。现在用国画颜料，虽然比较贵，但是他里面原来就有一些胶，所以光加水搅匀就可以了，还不易掉色。黑色就是用墨汁去染。”杨桂芳说。
杨桂芳抬起桌面上的板子，漏出下面长条状的夹子。原来夹子是为了夹住纸张，方便一沓一沓的印刷。“纸就是用临朐宣纸，泡在水里也不容易破。夹住后翻过来放在支板子上，一页一页的就可以印了。”
这幅花样已经印好了黑色的线条，接下来就是套印剩下的各个颜色。杨桂芳调好颜料，需要将木板固定才能印刷。为了能让颜色整齐的因在黑色的轮廓里，木板上的凸起，必须要准备的卡在花样上相应的位置。杨桂芳将一张印好的花样从支板子上翻到木板上，用手摸索着表面的凸起，一个一个细节的找准。“印之前必须得先摸好板！”
由于木板都是双面雕刻的，极容易移动。摸好板后杨桂芳将沾水的小毡垫，塞到木板四角与桌子的缝隙处，木板就能很好的固定住。固定后的木板如果在印刷中出现问题，杨桂芳就会用小锤轻轻的敲击，用来调整，即方便又准确。
准备工作做完，杨桂芳终于可以开始印刷了。
一个支子和一个支捻子放在一个碟上，就是一个颜色专属的工具。杨桂芳右手拿起支捻子，从盆里蘸取调好的颜色带到碟里，支子从碟中取色来回均匀地抹在木板上。“这个支子是我老板做的，用南方的麻棕毛一点一点梳顺了再绑起来。说起来不难，但是现在会的人不多了。”
输完颜料后，杨桂芳将支板子上的宣纸整齐平铺在木板上，用同样是麻棕毛做的塘子来回抚平，这是为了让颜色更加均匀饱满。
“刷完了得掀起来先看看颜色位置对不对，不对得及时调整。”杨桂芳熟练地将宣纸翻起来看过没有问题了，才让纸自然地耷拉到桌中间长条状的洞中。然后开始继续刷，一张一张的年画在她手中被赋予颜色，一遍一遍的刷，颜色也逐渐变得清晰、鲜艳、丰富。整个画也在这一层一层的叠加中，展现出不一样的色彩和形象。
俯首间，是对非遗传承的坚守
中国年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部落图腾，以及当时一些器皿上的性状、标志。而最早的年画当属门神，继之是神像年画的“纸马”、虎、鸡等，都是伴随着年俗而来。而印刷术的诞生让年画发展有了更肥沃的土壤，木版年画随之而生。
明清时期，年画艺术作为民间文化，就得到朝廷的关注，被列入国家保护的范畴。杨家埠年画作为年画艺术中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600余年的发展历史。
明初洪武二年起二百年时间里，杨家埠的年画作坊“同顺堂”带领着吉兴、太和、永盛、万顺等三十多家作坊不断扎根，为杨家埠年画的发展打下基础。更是在清中叶时期蓬勃发展，不仅闻名全国，年画更是远销俄罗斯、日、韩等南洋诸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