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发端于明代的历史演义，而历史演义的兴起又与宋元以来《资治通鉴》的简约化、通俗化息息相关。以往学者们在探讨历史演义之生成时，一般多强调民间讲史与纪传体类史书的孕育之功，却较少关注《资治通鉴》的影响。实际上，正是《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的不断通俗化，才催生出明代的历史演义创作热。

《司马光像》，见清代上官周绘《晚笑堂画传》。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司马光编修的《通鉴》一经问世，就备受统治者和文人士大夫的推崇与青睐。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宋高宗、孝宗等均熟读之。朱熹还喻之为不可或缺的“桑麻谷粟”（《朱子语类》）。不过，该书多达294卷，约300万字，难免让人望而生畏。司马光在世时即慨叹，通读此书者，惟王胜之一人。鉴于此，朱熹便以《通鉴》为基础，从《通鉴》中节取事实，编成了一部简明扼要的《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简称《纲目》），其篇幅只有59卷，为《通鉴》的五分之一。该书明正统，斥篡贼，立纲常，扶名教，除史弊，法《春秋》，纲举目张，便于观览，深合封建君臣、士人强调正统、教化的政治文化心理，以及社会受众对史著由繁趋简的阅读需求。故而《纲目》产生不久，就得到了南宋统治者的重视，并成为经筵讲读的重要内容，学者亦多以之为史学不易之经典。如尹起莘在《资治通鉴纲目发明》中就说：“是书之作，其大经大法，如尊君父而讨乱贼，崇正统而抑僭伪，褒名节而黜佞邪，贵中国而贱夷狄，莫不有系于三纲五常之大。真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先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者也。”为使《纲目》更加通俗，元代注疏发明《纲目》的著作已有数十家之多，由此开启了《通鉴》“通俗化”之旅。

及至明代，朱熹的《纲目》更受统治者推崇。明宪宗朱见深认为“是书足以继先圣之《春秋》，为后人之轨范，不可不广其传也”（《明宪宗实录》）。明孝宗朱祐樘则“患其繁多，特敕翰林儒臣撮其要略”，撰成《历代通鉴纂要》。文人学士对《纲目》也是大力称扬。如杨士奇即云：“其书则孔子作《春秋》之义，以正人心，植世教，有助于治道者也。”（《纲目集览正误序》）至于从事《纲目》之研习、节编、推广者，亦大有人在，如刘剡的《资治通鉴节要续编》、李东阳的《历代通鉴纂要》等。而民间书坊主也很快从中受到启发，纷纷节略、缩编《纲目》，甚至别出心裁地将《通鉴》《纲目》两书精简合编为《纲鉴》。如建阳书林余氏双峰堂刊《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凡例》即云：“纲鉴二书，古来未有合编者。合之，自荆川唐老师始，总之为举业家祈捷径也。”明建阳书林熊冲宇刊《历代纪要纲鉴》的“告白”亦云：“《纲鉴》一书，坊间混刻多矣，其间纲目不备，旨意不详，实乃发蒙之病也。今柴溪苏先生留意删补《纲鉴全补》，标题旨意精详，以为举业一助。”可见这种精简本《纲鉴》，当时已成为明代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的重要参考书，以至于就连私塾蒙学也以《纲鉴》作为教材。如谢肇淛《五杂俎》云：“塾师所授不过《编年节要》、《纲鉴要略》而已。”

总之，由于《通鉴》特别是《纲目》等被帝王、士人们视为“资治”之工具、“读史之捷径”、“兴教化，淑人心”之利器，以及科举考试、蒙学之辅助读物，故而受到社会民众的普遍欢迎，得到极其广泛的流传，成为普及于世的历史教科书。笔者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编年类》统计，现存明代万历以前的“通鉴”类史书有20余种，而《纲目》类史书则有140余种，不仅数量繁多，而且明显呈现出将《通鉴》简约化、通俗化，乃至逐渐由《纲目》《纲鉴》取代《通鉴》的趋向。特别是坊本《纲目》类史书，不仅简明扼要，文中还多附句读、注音、释义、圈点、考异、批评等，其通俗之意昭然。

不过，对于识字不多的普通民众来说，《通鉴》经过“纲目化”“纲鉴化”之后仍然不够通俗易懂，更不消说生动有趣了。所以，为了满足一般民众了解历史知识、喜读历史人物故事的渴求，就有必要将《纲目》类史书进一步通俗化、故事化。于是，明代的一大批“按鉴”通俗演义小说就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明代人最初编创历代通俗历史演义，几乎莫不以“按鉴”相标榜。如《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刊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新刊按鉴演义全像大宋中兴岳王传》等。

他们之所以打出“按鉴演义”的旗号，乃是因为《通鉴》通俗化已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按鉴”正是为了投时俗之所好。如明前中期，建安书坊清白堂主人杨氏、双峰堂主人余象斗等，在聘请下层文人或亲自动手编撰历史演义前就已刊售不少《纲鉴》类史书。这些书坊主从《纲鉴》类史书的流行情况，很容易测知普通民众对通俗历史读物的需求及其阅读史书存在的困难，虽然他们在刊行《纲鉴》类史书时已做了不少通俗化的工作，但是仍然觉得“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不可以入俚耳”（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而民众又有尚史之心、览古之趣，故而为了使史书所记不致湮没无闻，就有必要“敷衍其义，显浅其词”，“俾闾巷颛蒙皆得窥古人一斑”（佚名《新刻续编三国志序》）。

可见，明代人最初编写演义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为了将《通鉴》等史书进一步通俗化，以向民众传播历史知识。如余邵鱼就声称其编写《春秋列国志传》，“非敢献奇搜异，盖欲使浅夫鄙民尽知当世之事迹也”（《列国源流总论》）。熊大木亦称其编写《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欲“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隋唐两朝志传》的编写者也声称其书欲“使两朝事实，愚夫愚妇一览可概见耳”。甄伟编写《西汉通俗演义》，亦欲“使刘项之强弱，楚汉之兴亡，一展卷而悉在目中”。

因此，历史演义小说之肇兴，确然源自于宋元特别是明中叶以来将《通鉴》等史书进一步通俗化的社会风气，从《通鉴》→《通鉴纲目》→《通鉴节要》→《纲鉴》→“按鉴”通俗演义，走的正是一条将《通鉴》逐步普及化、通俗化的道路。

与《通鉴节要》《纲鉴》等史书相比，历史演义编写者基于通俗、娱众、补史、教化等意图，在“按鉴”的基础上又对史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增衍、生发、虚构、改造，并尽量使纷纭繁杂的史事条理化、故事化、传奇化。这样，历史演义作为“小说”的艺术特性便得以强化、鲜明起来，历史演义编写者的“小说”意识也逐渐得以形成和确立，并最终促使“按鉴”通俗演义衍变为中国最早的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纪德君（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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