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日本幕府时期的统治，历史上通常称之为“幕藩体制”，即由幕府和藩镇共同管理国家。

这种体制，和西周时期及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有些类似（即分封制，王权薄弱而地方权力较大，将军权力只达到地方大名一级。

中国目前的主流历史通常滥用“封建社会”一词，其所说的“封建”实际为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或可称之为传统皇权专制时期）。

和同时期的中国不同的是，大名虽然臣服于将军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但在自己的领地，他们仍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并拥有行政、司法、军事和税收等权利。

换言之，当时日本的各大名，有些“国中之国”的意思。

为控制手下的大名，幕府以“参谒将军”的名义，规定地方大名们定期轮流到江户居住一段时间，而为了防止他们背叛，各大名都必须在江户建造住宅，供其妻儿子女长期留住（实为人质）。

这种制度，即所谓“参勤交代”（参觐交替）制。

对将军来说，“参勤交代”制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将大名及亲属扣为人质，一方面又消耗了其财力和精力。

因为这样一来，大名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领地，其他时间不是呆在江户，就是往返于江户的路上。

除“参勤交代”制外，将军还有一种手段对付地方大名，那就是“手传普请”。

“手传普请”的字面意思是帮助政府搞工程，实际上是将军看到哪个藩富裕了、实力强了，就有意指派他们去承担水利、建筑等重大工程，目的就是把他们弄得财尽民穷。

一般来说，这一手段特别针对那些“外样”大名。

“外样”大名之所以被将军嫉仇，一则是他们归顺晚（甚至有些不情不愿），二来也是他们的实力相对雄厚，如大名中领地最多的三个藩：加贺藩领地102万石、萨摩藩77万石、仙台藩62万。

其他的大藩如土佐藩49万石，佐贺藩35万石，比较出名的长州藩领地40万石，为第九大藩。

由于经常被幕府监控排挤，“外样”大名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而这也是“尊王攘夷”运动在长州、土佐和萨摩等西南诸藩蓬勃兴起的原因之一。

另外，西南诸藩反抗升级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开国年代，地处西北、西南偏远地区反而有利于与外界接触，从而获得新的信息、技术特别是武器，由此加强了与幕府对抗的资本。

大名之外，“幕藩体制”还设有家臣等级。

和中国基本类似的是，当时的日本国民也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种，不过中国的“士”指的是士绅阶层，而日本的“士”则是武士阶层。

两者的区别在于，中国的士绅阶层主要通过读书应考获得功名及官位而形成的一个知识及官僚半官僚阶层，它是一个相对流动的阶层；

而日本武士则主要通过世袭，其阶层相对封闭（有些类似于清朝的旗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士绅与武士的“文、武”之别极为明显，前者重在文教，而后者重于军事（同时也垄断文化），这种精英阶层的气质与价值取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的近代国运。

武士阶层也存在等级差序，主要可分为上、中、下三等，其中上级武士俸禄有三百石之多，而最低的武士只有五石。

江户年代，武士阶层的日子大体上稳定、平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丁滋生，加上幕府统治不可避免的颓败化、腐败化及核心统治阶层的利益固化，幕末武士特别是下层武士从藩主处获得的俸禄越来越少，生存状况日坏一日（这点和清朝后期的旗人情况极为类似），一些武士甚至到了“恨主如仇敌”的地步。

在丧失了上升空间、完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下层武士难免对“幕藩体制”心怀不满并迫切希望打破现状。

由此，“尊王攘夷”也就成了他们可以利用的选择，而之后的明治维新，即以此为口号与契机，揭开了近代日本的新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