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自孝公发出求贤令，声称“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后，东方列国人才如过江之鲫纷纷入秦，盛况空前，为秦国崛起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尤其令人称奇的是法家、墨家、纵横家、计然家、兵家、杂家等代表人物，亦入秦擘画统一大业，为秦并天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法家是对先秦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学派，其变革精神和实践精神为诸子百家之最，对重建天下秩序的战略规划也最具可操作性，战国的几波变法浪潮皆由法家人物发起，而秦统一的历史进程，正是沿着商鞅、韩非等法家设计的战略路线图进行的。
公元前361年，在秦孝公尊官分土的强大诱惑下，商鞅从魏国来到秦国，从此秦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商鞅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以鼓励农战，功劳至上，轻罪重刑为原则，变法图强，使秦国迅速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并为秦国一统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商鞅变法，重奖勤劳致富和建立军功者。努力务农，通过耕织使粟米丰收、布帛多产者，免除其自身的徭役。立有军功者，按照规定标准受封升爵。王室人员不经过军功评价，不得列入宗室谱籍。如此，明确尊卑爵秩的等级，各自按照不同等级占有田、宅，奴婢穿衣服要按照家庭的等级。使得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废除井田制，准许土地买卖，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推动了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
商鞅变法体现了“因时变法，富国强兵，以法治国，定分止争”的法家思想，变法后的秦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兵革大强，国势日增，诸侯畏惧。
商鞅变法，对秦统一天下至关重要的制度是军功爵制。军功爵制规定，凡行伍中人，不论出身门第，一律按照其所立军功的大小予以赏赐。即便是秦国的宗室也是这样，宗室未立军功者不得列入宗族的簿籍，不得拥有爵位。使有功者显贵、光荣，无功者虽富裕而无显贵的身份。
商鞅制定的十八爵级经过演变，到秦王嬴政之时，为二十爵级，分别为：第一级公士，第二级上造，第三级簪褭，第四级不更，第五级大夫，第六级官大夫，第七级公大夫，第八级公乘，第九级五大夫，第十级左庶长，第十一级右庶长，第十二级左更，第十三级中更，第十四级右更，第十五级少上造，第十六级大上造（也名大良造），第十七级驷车庶长，第十八级大庶长，第十九级关内侯，第二十级彻侯。
军功爵制规定：凡在战争中能斩敌人甲士一人，且取得其首级者，赐爵一级，并且还赐田一顷，宅九母。得一甲首者，若为官者可当五十石俸禄之官，得二甲首者可为百石之官，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释放。斩敌一甲者，还可役使一人为自己的农奴，得到五个甲首者，可以“隶五家”。爵至九级五大夫，即可“税邑三百家”。七级公大夫，就可得到同县令相等的待遇。二十级爵位（彻侯）岁俸1000石粟米，约合现在的30750公斤，对应大将军之职。有爵者犯罪，可减轻处罚，既可“降爵赎罪”也可“以爵抵罪”。有爵者56岁即可免役，无爵者到60岁方可免役。有爵者，用爵位赎免身为奴婢的亲人。与无爵者相比，一级爵位甚至抵得上无爵者五年的戍边期和若干千钱。
军功爵制，以“无功不受禄”摧毁了“世卿世禄”的血缘宗法制，打开了底层平民向上跃升的通道和空间。因此，秦国社会活力迸发，其军队当时无敌于天下。秦国军队号称虎狼之师，有超强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打的东方列国“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秦国最终统一了中国。从商鞅变法开始至秦灭六国仅用135年时间。
墨家的最高宗旨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弊”，追求人人“兼相爱、交相利”，列国之间没有侵略战争，且“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贤）的理想世界。墨家不仅在思想上有建树，在逻辑学和实用技术也贡献良多。
墨子是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派之间相互攻讦，自谓真墨，各有巨子传承师说。
对此，《庄子·天下篇》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
《韩非子·显学》也记载道：“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 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最迟在秦惠王时期，相里勤之墨转入秦国，使秦国成为墨家中心。秦惠文王宠信墨者，有据可考——
根据《吕氏春秋·去私》记载：“墨者有钜子腹䵍，居秦。其子*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䵍对曰：‘墨者之法曰：‘*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伤人也。夫禁*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之。”这一段史料主要讲述墨家巨子的儿子*了人，秦惠王愿意对其破例宽恕但巨子仍坚持按照墨家之法对自己的儿子执行了死刑。这段史料透露了两大信息，一是墨家巨子在秦国，二是秦惠王与巨子交情不浅，宁愿为巨子在秦法中破例。
又据《吕氏春秋・去宥》记载：“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辨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谢子至，说王。王弗听，谢子不说，遂辞而行。”秦惠文王时又有“秦之墨者唐姑果”，曾“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在惠文王面前谗毁东方之墨者谢子。这证明秦惠文王时墨学兴隆，墨者深受秦王宠信。
根据一些专家的考古发现，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关于秦在法律、职官名称、计量制度及语词的书写格式方面同《墨子·备城门》以下各篇很相似。有专家认为《备城门》以下各篇“很可能是惠文王及其以后秦国墨者的著作”。李学勤指出，实际上战国晚期的秦国，不是只有法家一家之学，墨学的传流影响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相里勤之墨转入秦国，是因为秦国与墨家“尚同”“尚贤”的主张相投合，秦国也重视城郭攻守技术，契合了这派墨者的心理，为其施展本领提供了舞台，所以他们愿意帮助秦国完成统一大业。
相里勤之墨入秦，利用其掌握的实用技术，提升了秦军守城攻城的能力，成为秦统一天下的重要助力。《史记·匈奴列传》云：“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秦昭襄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秦国北灭义渠后，基本解决了西北方面的蛮患，也解除了东扩的后顾之忧，加速了吞并六国的步伐。
纵横家是诸子百家中专攻外交智慧的学派。纵横家一生揣摩列国形势格局，游说诸侯，为所选邦国谋划王霸之策。纵横家大体上分为合纵与连横两大流派，《韩非子》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张仪的连横之术成为后来秦国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基本战略。
张仪入秦前曾游说于魏、赵、楚和东周，然皆不为用，于是至秦。秦惠王以张仪代替公孙衍当权，并命公子华和张仪率兵攻魏，占领蒲阳。魏国无力抵御秦军，为了求和，便将上郡十五县，以及河西的少梁献给秦国。至此，黄河以西的地区全部归秦所有。张仪因之被秦惠王任命为相。
张仪外连衡而斗诸侯，与秦国的耕战政策相配合，运用雄辩的口才，诡谲的谋略，纵横捭阖，游说诸侯，建立了诸多功绩，在秦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上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在风云多变的险恶环境中，主要凭借外交手段，采用连横策略，游说各诸侯国，“为魏相，拆散魏齐联盟，为楚相破坏楚齐联盟”，制服韩、赵、燕，使各国纷纷由合纵抗秦转变为连横亲秦。“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使秦国的国威大张，在诸侯国中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孟子的弟子景春称赞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张仪常将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配合使用，以削弱诸侯国。楚怀王十六年，天下形成了齐、楚、秦三大势力，而齐、楚间形成了联盟。秦国想要攻打楚国，为了分裂齐楚关系，张仪来到楚国实施计谋。张仪欺骗楚怀王，只要楚国断绝与齐国之交，秦国将割让六百里商于之地，怀王中计，在与齐国断交后，张仪出尔发尔，称秦国只答应给六里地。怀王受骗后，恼怒不已，发兵进攻秦国，被魏章大破于丹阳，斩甲士达八万之多，俘获大将屈匄和裨将逢侯丑等七十余人，秦军占领汉中。怀王再召集全国的部队，发动进攻，结果惨败于蓝田，其后秦国攻取召陵，楚国三战皆败，于是走向没落。
李斯总结道：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兵家是中国古代对战略家与军事家的统称，又特指先秦时代专门研究战争的学派。诸子百家或多或少谈及战争，但全方位研究军事并指导军事实践的只有兵家学派。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古典军事史上的兵学最高峰。在列国征战的大争之世，无论是大国兼并小国，还是弱国抵御强国，兵家始终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秦统一天下，结束战乱割据，是人秦的百家士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完成最后一击，正是执掌三军的兵家名将。
春秋战国时期，比较出名的诸侯国几乎都有出色的军事家，比如吴国有孙武，齐国有孙膑，魏国有吴起，等等。秦国若没有杰出的军事家，秦始皇若没有顶级的军事高参，取得统一中国的彻底胜利也是不可想象的。那么，秦始皇在统一天下的战争中，使用了谁的军事思想？谁是秦始皇的军事高参？答案是史书对其记述十分简略的尉缭。
尉缭原称为缭，魏国大梁人，公元前237年入秦。此时，秦始皇已亲政，并灭掉了嫪毐和吕不韦两大集团，正全力进行统一战争。尉缭的军事思想集中体现在很有价值的军事著作《尉缭子》一书。在宋代朝廷颁发的《武经七书》中，把《尉缭子》和《孙子》《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唐李问对》并列为军事教科书，但南宋以后，《尉缭子》一书，曾有人认为是伪造，也有人将其列入杂家。然而，我国山东银雀山发掘的一号汉墓中出土了竹简《尉缭子》，其内容与现在流传本基本一致。这就证明，早在汉代，今本《尉缭子》就已存在，它的成书至晚在战国秦时。伪造说、杂家说属无稽之谈。虽然史书留下来的尉缭事迹很少，但统一前夕秦国对其他诸侯国作战过程中，使用的战略和策略，与尉缭的军事思想十分吻合，从而可以知道指导秦国对外战争的决策集团中，尉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秦始皇对尉缭的军事才华十分赏识，对尉缭恭敬备至，不仅让他享用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而且秦王在尉缭面前常常表现得十分谦卑。但尉缭认为：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鸷鸟鹰，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易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尉缭准备不辞而别，但秦王发觉后，千方百计将他留住，并任命他为掌管全国军队的国尉。因此被称为尉缭。
《尉缭子》共二十四篇，内容包括战争观，战争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战争的指导原则以及具体的战略战术、队列编制、奖惩原则等等，即是一本军事著作，也是一本哲学著作。尉缭不主张轻易挑起战争，即使诛乱禁暴，也主张尽可能保持社会秩序安定，以至于兵不血刃而天下亲。他认为士气的高低，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必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体现了儒、法诸家合流的历史趋势。在分析天时、地利、人事之间的关系时，指出“举贤用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获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他反对卜筮迷信，强调人事作用，体现了唯物主义思想。他提出不要吝惜财物，向各国掌权的豪臣行贿，破坏其联合之策，离间其内部关系，这样做，不出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以离间计瓦解诸国合纵。他还总结了行军作战的一般原则、阵战的规则、军阵的形式以及军事纪律、相互监督等方面的内容。尉缭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对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从秦始皇时代统一战争的过程看，尉缭的军事思想得到了较好的贯彻，也大大加速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比如，重用良将，用离间计瓦解合纵、铲除敌将，没有大规模坑*降卒，以和平方式占领齐国，严肃军纪等，都贯穿于统一战争的过程之中。
杂家学派以包容并蓄的态度，博采众家之长，“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杂家学派最大的贡献，是对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梳理总结，促进了理念各异的百家逐步走向融合。《吕氏春秋》是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的杂家经典著作，反映了吕不韦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
吕不韦者，濮阳人也。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以为奇货可居，经过精心谋划，以重金请托，凭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华阳夫人和安国君，使异人这位中子被立为太子。公元前249年，庄襄王（异人）即位，吕不韦为相国，被封为文信侯，以蓝田十二县为其食邑，后来又改封至三川郡的河南洛阳食邑十万户。庄襄王在位三年去世，其子政即位，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嬴政继位时十三岁，吕不韦继续担任相国，并以仲父的身份辅政，到秦始皇22岁亲政时，他在秦国实际执政已达十二年之久。
吕不韦杂用各家政治主张，支持用封建统一战争结束割据状态，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王国；提出采取怀柔和镇压并用、君主无为而无不为的策略治理国家。吕不韦当政期间，秦国一方面继续鼓励耕战，实行严苛的法律，一方面有时又“大赦罪人，修先王之德，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当其时秦国侵占了韩、魏、赵的大片土地，大败赵、楚、魏、韩、燕五国联军，但摒弃了大规模屠戮战俘的做法，体现了吕不韦兴“义兵”的思想。吕不韦还第一次给一个亡国之君——东周君赐以阳人地，以“不绝其祀”，拔卫后，又将卫角君安置于野王。
秦始皇虽然与吕不韦政见有所不同，但吕不韦的一些政治主张还是被秦始皇付诸实践，如不*降兵降将，不*诸侯国的王族和贵族，不准擅*奴隶，又如统一政制、法制，整合社会经济制度等，这对秦并天下和治理国家起到了重要作用。
据介绍，计然家又叫轻重家。先秦时代的经济学家，主要研究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讲究的便是察民生而知利害。
计然学派诞生于春秋，是先秦思想家群体中少见的推崇商业经济的代表。其核心主张是：国家应该以发展商业、周流货物为本，从而使农末俱利，国家富裕。
计然学派的经典理论是“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具体经济措施有通货物、振百工、平物价、轻税赋、重水利、兴农桑。计然学派经典有《计然子》。该书是越国名臣范蠡隐退后辑录老师计然之言论，并参以自己见解所成。《史记》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代表人物：计然，范蠡、蔡泽。
蔡泽，战国时燕国纲成（今河北怀安）人，计然家。善辩多智，游说诸侯，秦昭王拜为客卿，后代范雎为秦相，曾为秦王政出使于燕，使太子丹入质于秦。史书对蔡泽去相后的记载寥寥无几。
蔡泽虽为相时间不长，但作为计然家的蔡泽去相后对秦国经济发展应该有所贡献。比如秦始皇时期通货物、振百工、重水利、兴农桑以及经济立法等方面，没有计然家帮助谋划，很难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尤其是法治经济的确立，不可能缺少计然家的参与。专家指出，秦代经济法规的制定、运用法律调整经济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内容的充实和系统性都是空前的，有的也是后世所不及的。诸如农业、手工业、商业、财政等方面的经济法规反映了组织管理生产、调度劳动力、调节商品货币关系、控制市场等经济生活的法律化程度，也是早期封建生产力发展和秦朝经济政策实施的映照。
